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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

作者： 杨瑞英

内容摘要：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这种形式的侵权各国适用的救济方式各异，其中惩罚性赔偿是美国环境侵权司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项制度。本文正是基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重点研究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介绍此制度在美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现状，分析其适用条件，并结合案例探究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制度在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提供些许参考素材。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同质赔偿 补偿性赔偿 环境侵权

一、引言
环境侵权问题已经提出多年，学者们围绕着传统侵权理论和现代环境问题的关系苦思冥想，试图将两者“巧妙缝合”起来。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似乎忽视了一个本质问题——环境侵权和传统侵权究竟有什么差距。如果说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类型，那么从本质上讲环境侵权仍然没能跳出侵权理论的范围。环境侵权的体系应该构建在侵权法的体系之下。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进行研究，而这些特殊性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便是环境侵权之后的赔偿问题。
一般情况下，民事侵权遵循同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的数额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不允许惩罚性赔偿的运用。环境民事侵权是民事侵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在大多数国家中，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损害基本可以得到赔偿；而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则因无法确定而被排除在赔偿之外。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受害者的救济和环境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放纵了一些恶意或疏忽大意的环境侵权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大量适用了惩罚性赔偿。本文正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美国惩罚性赔偿概观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在英美法系国家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它最早始于英国，现代以来盛行于美国（据统计除了密执根州等四州外基本上都认可此种制度）。《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这一定义侧重于解释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之所以能够超过实际财产损失，是因为侵权行为所具有的暴力压制、恶意、欺诈或任意、轻率等特殊性质。《Law dictionary for nonlawyers》对其定义为：“法院判决某人承担因特定的恶意或故意方式而致人受损的金钱，这笔钱同实际损失并无关联，它的目的是作为警告并以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这一定义侧重于强调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美国《模范惩罚性赔偿法案》第一节中规定：“惩罚性赔偿指惩罚、预防、或者剥夺行为人不正当获得的利益的赔偿形式”。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关于惩罚性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 本文就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在美国，虽然学者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一度有过争议，但是它在美国法院的判例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1784年的Genay 诉 Norris案中，被告因恶作剧，在原告的酒中掺杂而致使原告受伤害，法院裁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这个案件开了美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先河。另外在1851年的Day 诉 Wood Worth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而被确立。”
三、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环境民事侵权中的应用
（一）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侵权中的适用概况
在美国，环境侵权案件在整个民事侵权体系中所占比率很小，而且环境案件与其它案件在理论上也只有些许不同。但在环境案件中，尤其是在有毒物质侵权中(toxic tort，主要是与石棉或沙虫剂等有毒物质的生产和处理引起的损害相关的)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问题就显现出来。这种问题主要是由环境法的两个特性即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及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不确定性引起的。 正是由于这一特性，笔者将环境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频率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环境侵权特别是有毒物质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增加尤其之快。在1992年的《惩罚性赔偿：事实还是神话？》（Punitive Damages Explosion:Fact or Fiction?）研究报告中指出：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伊利诺、纽约四州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从1968—1971年的平均800，000美元增加到1988—1991年的平均312，1百万美元，增加了390倍，即使考虑通货膨胀也增加了117倍。第一阶段每个案件的平均惩罚性赔偿额仅仅1，080美元，而第二阶段案件平均惩罚赔偿额达到了778，000美元，相当于第一阶段的整体赔偿金额。
尽管许多环境案件的判决是以过失（negligence）、侵犯（trespass）、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即，不考虑被告有无过失，他都要为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等责任理论为基础来判定适用惩罚性赔偿，但许多可以选择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环境案件是以“妨害”（nuisance）的模式提起的。在一般的妨害模式下，原告通常是因他人的行为而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被告是另一土地过去或现在的所有权人或占有权人。通常，被告占有的土地与原告的土地相邻；这样的案件大多涉及到大气或水污染、噪音、洪水、妨碍等。妨害和严格责任诉讼中包含了能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有毒物质或其它物质的渗漏、泄露、埋藏或处理，这些被统称为“有毒物质侵权诉讼”（toxic tort litigation）。 在美国这种有毒物质侵权诉讼构成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部分。

（二）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侵权中的适用条件
在环境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在环境保护与企业利益之间进行公共利益选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个人诉讼中建立一个正当的程序以获得公正的处理结果。在美国现行制定法及司法实践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和注释，而且各个州对此问题的规定互不相同。但根据其司法实践中考虑的因素，可以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归结为以下几点：
1. 主观上，需要有被告的故意或疏忽大意。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908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并且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该类似的行为；同时惩罚性赔偿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被告的邪恶动机（evil motive）或疏忽大意（reckless）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极端无理行为。只有疏忽大意或故意地损害行为以及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意外事故和过失适用补偿性赔偿已足以起到预防和阻止的作用，对这些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环境案件中，具体判断故意、鲁莽、过失、还是意外事故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基于环境侵权诉讼与其它民事侵权诉讼在证明责任、因果关系上的不同，是否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与其它侵权诉讼也存在不同，笔者不敢武断。在Exxon Valdez 一案的诉讼过程中，陪审团认为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喝醉酒的船长的疏忽大意（reckless）行为所致，而Exxon知道他的这一行为，并没有让他离开，所以Exxon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是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 这里Exxon只是没有让喝醉酒的船长离开就构成了疏忽大意，而且此案中并没有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证明。但法院最终的判决是Exxon 承担了美国历史上最高额的惩罚性赔偿：50亿美元。
2. 客观上，需要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
通常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是被告因其行为获得了利益。如前所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被告和防止类似事情的再度发生，如果被告没有从其行为中获得利益，那么只需适用补偿性赔偿就足以达到惩罚和预防的目的。但美国并不是一如既往的适用这一条件。在Exxon一案中，Exxon并没有因其行为获得利益，相反，却损失了价值一亿三千万的油轮和一千六百万的原油。 这样的损失足以达到预防未来再次发生此类事情的效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下达了美国历史上最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3. 需要达到高度的证明标准。
在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的证明责任是有限的，对因果关系的存在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而由被告证明有关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 而证明标准也只要求达到盖然性即为已足。但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的证明责任要重于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惩罚是比补偿更加严厉的责任形式，所以需要更高的证明标准来避免错案的产生。其中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依据《模范惩罚性赔偿法》的规定使用“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据标准。到目前为止，已有28个州通过立法或判例要求原告达到“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来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 环境民事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
法院在接到环境侵权案件之后，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要审查是否具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再来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美国现行的制定法及最高法院均没有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被告应受非难的程度；2.被告因其行为获得的财产；3.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率；4.被告的财产状况。这些因素对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并非全部适用，根据美国的司法判例，其在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额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1. 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比率。
通常在环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都会考虑两者之间的比率，过高的比率不仅不能起到前面所讲的预防作用，也很难实现法律的公平精神。而比率是否合理的标准则依赖于个案的审理。如在Johnansen v. Combustion Engineering,Inc.案中，法院判赔的比例超过了100：1，但是法院认为虽然没有参考环境部门的罚金，也没有专门的机构鉴定 ，也没有对应受非难性程度的考察，以及致害程度的参考，但当赔偿金是小额的而行为的应受非难性并没有超过惩罚性赔偿金所许可的巨大数额时，这种最大范围的许可惩罚性是可以理解的。
2. 被告因其行为而获得的利益。
这一点是由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决定的，因此无论学者还是法官对这一点均持认同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不让被告因其行为而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包括规避法律所得及其恶意或疏忽大意行为所得）。Alexander Volokh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为：被告因其行为所得利益减去补偿性赔偿、行政处罚及其它罚款后的余额。并且认为，被告在没有获得利益时，不应对其处以惩罚性赔偿，他不赞同Exxon案的判决，因为被告在那次事故中并没有获得利益。
3. 被告的财产状况。
对于这一点争论颇多。反对者认为，无论侵权者的财力如何，只要侵权行为成立且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就不应该区分其财产状况。在BMW of North America, v. Gore案中确立了三个原则，其中一点强调，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判定并不需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而只要损害的赔偿数额与阻却违法行为的发生相协调即可。但是大多数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都允许陪审团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在Haslip案中，由阿拉巴马州的法院审理时，陪审团未被告知被告的财产状况，但美国上诉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要求陪审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知悉被告的财产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原告还必须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在Exxon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负担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也考虑了被告的财产状况，这个数额相当于被告一年的盈利。法院认为对于被告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因此这个结果是合理和适当的。
四、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虽然近几年来，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但其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的。
首先，按照民法原理，预防损害发生、补偿损害结果是其基本精神，惩罚应属刑法范畴，将其纳入民法领域是否合适。另外将罚金付给原告是否公平合理。一般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长期性，而且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往往受到损害，按照普通民法侵权同质赔偿原则，被告的精神损害很难获赔，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但是如果法律直接规定，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应该获得赔偿。这就等于扩大了受害人获赔的范围，而仍然符合民法同质赔偿的精神，其效果和获赔效率可能会更高。
其次，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更多地依赖于陪审团的自由裁量。从前面提及的对四个州的统计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金额越来越多，而且法院最后的判决基本不明确说明判赔的理由，这就很容易产生不公平的判决结果。针对这一情况，一些州已经通过法律规定来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新泽西州将金额限定于35万美元或五倍于实际损害之内。路易斯安那州在1996年已经取消了惩罚性赔偿。另外16个州也都进行了相似的改革。
最后，就实际效果来看，根据美国环境法学者Kip Viscusi 的实证调查，对于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事件，对侵权人处以惩罚性赔偿金的那些州中和未实行的相比，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后者的环境污染案件发生比率仍然低于前者。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政府和经济的双重作用已经足以达到在填补损害的同时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同时，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基本不考虑被告对事件的控制能力，均要求被告对其行为承担责任，明显偏向于受有损害的一方，很难保证经济公平背后的道德公平和法律正义的实现。
五、结束语
我国目前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其适用条件也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说明目前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其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有些环保法律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对于环境侵权的纠纷处理及其赔偿的规定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我们集思广益，多多研究外国环境法律中这方面的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拿来为我所用。本文只是出于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首先对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安监管管一字[2003]32号


关于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通知

2002年，各地按照国家六部（局）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开展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针对性地解决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

一是基本摸清了非煤矿山的底数。经初步确认，全国共有非煤矿山134058座（处），其中无证矿山19786座（处）。二是关闭整顿工作初见成效。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取缔、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26489处。通过整治，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趋于好转。2002年全国非煤矿山重、特大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24.4%和43.6%。

全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矿山违章、违规开采现象仍然存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据统计， 2002年非煤矿山共发生事故1634起、死亡2052人，分别比上年上升24.4%和6.2%。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一些地区的县、乡基层领导没有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整治工作责任制不落实，特别对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矿山、小采石场，态度不坚决，甚至以停代整、以停代关、明停暗开，使整治工作流于形式。

二是非公有制小矿山仍是制约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非煤矿山特别是小矿山安全基础差、安全投入少、技术含量低、办矿标准低、管理水平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非煤矿山点多面广，安全监管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各地从事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人员严重不足，监管力量层层衰减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县、乡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对于上述问题，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清醒地认识到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总结分析前段工作的基础上，从薄弱环节抓起，从解决突出的问题入手，继续把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下去，力求取得更大的成效。

按照2003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要求，为进一步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现就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3年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目标

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和六部（局）的通知要求，着眼于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立足防范，深化整治，强化监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整治，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和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山，淘汰落后的小矿山，消除重大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的安全管理，推进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提高非煤矿山的安全素质和防御能力，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重点对象：一是各类非法小矿山；二是事故频发、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三是2002年事故和死亡人数比较多的浙江、广西、湖北、广东、云南、辽宁等省（区）；四是矿山数量较多的山东、河北、福建等省；五是各类私营、个体小矿山和小采石场。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主要目标：一是继续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矿山、小采石场，防止已取缔、关闭的矿山死灰复燃；二是结合整治，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进行安全评估，实施分类指导，加强隐患整改，推进技术进步，使其安全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素质明显改观，防御能力明显增强；三是非煤矿山总的伤亡事故增幅下降，力争重、特大事故比2002年下降15%， 遏制一次伤亡30人以上的事故，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二、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措施

（一）突出重点，依法开展整治工作，巩固发展整治成果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地区、行业、企业、部位、环节，特别是各类个体、私营的小矿山、小采石场，严格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深化整治工作。

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搞“回头看”。凡是在验收后又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以及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限期重新进行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予以关闭; 对于已取缔、关闭的矿山企业，要进行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对于目前正在整改的矿山企业，要严格依据整治的标准，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凡是证照不全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和自然资源法规明确禁止开采的，应依法予以取缔。对依法设立的非煤矿山企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以及未履行安全、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或虽履行了相关评价手续，但未按要求落实措施的，应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产整顿，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予以关闭。各类矿山企业都要在专项整治中，做好防垮坝、防爆炸、防污染(中毒)、防透水、防冒落(片帮、坍塌)工作，并完善各主要生产工艺系统，改善作业环境和安全生产条件。

（二）探索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努力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要从防范入手，着眼于宣教培训、市场准入、安全投入、“三同时”把关，强化执法及监督约束等各方面和政府、企业、中介、社会等各层面，研究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三）结合专项整治搞好安全评估

2003年要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评估。要着重从基础工作、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划分出好的、一般的、差的和不合格的四个等级。通过安全评估，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档排队，实施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好的要总结提高，一般的要改进完善，差的要限期整改、缺啥补啥，不合格的要依法关闭。

（四）切实加强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督查工作，推动整治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各地在验收工作结束后，要将整治验收结果书面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抄报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内容包括：整治验收总体情况、采矿许可证吊销情况、工商营业执照收缴情况、整治环保治理情况、火工品证吊销情况、投入整治资金情况、投入整治人员情况，以及矿长资格证、矿山安全条件证等情况。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在2003年三季度组织力量，采取异地互检互验的方法进行督查。四季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等部门将联合开展验收督查工作，验收督查工作于年底结束。

（五）严格按照安全整治标准，加强验收工作，确保验收工作的质量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验收工作一定要注重质量，绝不能走过场，以防止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应付过关。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并参考各地的验收标准，制定验收指导意见。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按计划、分步骤地对所辖市（地）或企业的整治工作进行验收，县(市)一级要对本地的非煤矿山逐个进行安全整治验收。各验收组要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各负其责。对验收合格的矿山企业，要经省级整治领导小组批准方可恢复生产。对整治后仍达不到验收标准和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要依法予以关闭。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抓深化和提高，巩固整治工作成果，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按照“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严把审批关、发证关、签字关。

三、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具体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

深化整治工作要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进行。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公安、监察、国土资源、工商、环保等部门的联系，主动做好工作，做到协调行动。要在总结分析前一阶段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进一步完善整治方案，科学做出深化整治的安排，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特别是县、乡的领导，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把安全整治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承担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凡整治不力，死灰复燃严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整治期间发生特大事故的，要依法严加惩处。

（二）立足治本，搞好综合治理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应当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规范矿业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技术进步、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强化基础建设和日常监督管理、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等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

（三）加强基础工作，搞好集中整治与经常监管的紧密结合

要指导督促各类非煤矿山企业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的各项规定，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非公有制小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和严格实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机构。要将集中整治与经常性的监督管理紧密结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从根本上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

（四）推进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升级

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技术示范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非煤矿山企业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推动安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促进非煤矿山的安全技术升级。

（五）加快整治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治任务

非煤矿山整治工作要严格按照六部（局）的通知要求进行，切实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进度，保证整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要力戒形式主义，避免走过场，确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全面按期完成。



二ΟΟ三年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