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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30日厦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厦门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根据宪法、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厦门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市、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人大常委会任免或推选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下列职务：
（一）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时，由人大常委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二）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在本级人大代表中补充任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三）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任免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和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四）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任免人大常委会其他办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
第五条 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本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下列职务：
（一）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长、区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或缺位时，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从本级人民政府副市长、副区长中决定代理人选；
（二）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市长、区长提名，决定副市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
（三）根据市长、区长提名，决定任免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等组成人员。
第六条 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审判机关的下列职务：
（一）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或缺位时，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从本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决 定代理人选；
（二）根据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任免本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三）厦门海事法院院长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由院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七条 人大常委会任免或批准任免国家检察机关的下列职务：
（一）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或缺位时，根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从本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根据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名，任免本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三）根据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准任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八条 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应当由提请机关正职领导人签署的书面报告提出，同时附送《干部任免呈报表》、拟任命人员考察材料或者拟免职人员的免职理由书面材料。上述报告、材料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前15日送达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考察材料要准确
反映拟任命人员的德、能、勤、绩以及民主法制观念和是否具备履行拟任职务所必须的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第九条 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机构，负责了解人事任免案的有关情况，并报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十条 对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由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是否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审议人事任免案时，提请机关的正职领导人应当到会作人事任免案说明，并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正职领导人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应当说明原因并委托副职领导人到会代为说明。
第十二条 审议任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其他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人民政府个别副市长、副区长以及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等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时，拟被任命人员应在常委会会议上做任职发言，换届时或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可以提交任职发言的书面材料。
审议任命厦门海事法院正院长、副院长，拟被任命人员应在常委会会议上做任职发言，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应提交书面材料。 其他拟被任命人员应到会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第十三条 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人事任免案过程中，如果发现拟任免人员有足以影响其任免的重要问题，提请机关应尽快调查核实，作出报告。如果会议期间查不清楚，可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委会会议同意，暂不进行表决。待问题查清后，提请机关应当提出书面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
定提交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人事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并由主任会议报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条 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获通过的，提请机关经过进一步考核后，如果认为必要，可再次提请任命。如果该人选两次提名未获通过，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不得再提名为同一职务的人选。
第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通过人事任免职务案时，应当逐人表决。
同一人在一次常委会会议上要免（辞）几项职务的，几项职务可一并表决。
同一人在一次常委会会议上，既要任命职务，又要免（辞）职务，先进行任职项的表决，再进行免（辞）职项的表决。
任免职案中对同一职务要进行任职和免职两项表决时，先进行免职项的表决，再进行任职项的表决。
第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人事任免职务案和撤销职务案，采用电子表决器或其他无记名表决方式，以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十七条 凡依照本办法规定任免的人员，其任职、免职或者撤职，以人大常委会通过之日为准，由人大常委会以公告方式公布，并以正式文件通知提请机关。须上报批准、备案和下达批复、通知的，由人大常委会或提请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未经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免的，不得先行
到职、离职和对外公布。
第十八条 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市长、区长应在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请任命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对不继续担任原职务的人员，不再办理免职手续。个别确需推迟任命的，市长、区长应向人大常委会说明情况。
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本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如其职务无变动，不再重新任命。
第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任命书由人大常委会主任签署。
第二十条 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机构变更、合并或撤销的，应提请人大常委会办理任免手续。
第二十一条 由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离休或退休前，应提请人大常委会免职后，再办理离休或退休手续。在任期内死亡的其职务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免职手续，但原提请机关应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其代表资格被罢免的，所担任的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人大常委会公告。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迁出或调离本市或本区的，其本市或本区人大代表资格即自行消失，所担任的本市或本区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职务也相应消失，由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对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规定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第四章 辞职、撤职
第二十四条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后，报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需由本级人民检察院报上级
人民检察院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辞去所担任的人大常委会的职务。
第二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撤销由其任命的本级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办公厅（室）及其他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的职务。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撤销个别副市长、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其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撤销厦门海事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的职务。
第二十七条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认为本级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经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报经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可以撤换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第二十八条 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撤销职务案，提请机关的提案人应当书面提出撤销职务的理由，并到会作出说明，回答询问。人大常委会审议撤销职务案时，拟被撤销职务的人员可以到会或者书面陈述意见。

第五章 监督
第二十九条 凡由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接受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汇报、视察工作、执法检查、提出质询、组织代表评议等方式，对被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三十条 人大常委会受理公民和单位对其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和控告。
第三十一条 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凡受到撤职、开除处分的，由处理机关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执行；凡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由处理机关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5月30日
迈向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以法哲学视角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田景仲

[内容摘要]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对中国法学现状的反思与批判。本文立足于法哲学之理念、逻辑起点、价值与研究路径视角，对先生此文进行了粗浅地解读，意在导向中国法理学界向着反思与批判的国度迈进。
[关 键 词] 反思；批判；法理学；法哲学视角；中国法学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1]
——邓正来

引 言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答，通常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其二是找出引发问题的根据，从缘由中寻找出路。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正是采取了第二种途径，即为中国法学缺失理想图景寻求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对于深刻洞见问题本身颇有助益。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宽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 [2]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先生对中国法学在1978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四种“现代化范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追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与此同时，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的‘范式’危机。因此，作者认为，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3]
笔者以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中国法学是以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为根本问题的。是以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国法学因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导致的“整体性”范式危机，以及中国法学作为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邓先生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为进路的，进而展开了作者探寻理想图景的学术努力。
以下是笔者试着从法哲学的理念、逻辑起点、价值和研究路径四个视角来对先生之文所作出的浅陋的分析与感悟。

一 理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一、法的理念
“法哲学这门科学是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4]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并经过这一实体的现实化即定在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概念及其定在的现实化统一，即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念。法的理念是法的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并形成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理念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而理念则是对抽象的抽象，即抽象的深化。它包含着概念用其实存两个方面，就像灵魂与肉体合二为人一样。在这里，身体是具体，而灵魂则是抽象。
先生此文以其犀利的行文，深刻地批判给予法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种力量的背后，严然有一种强大的理念性支撑。这就是先生在反思与批判26年中国法学的基础上而洞识出的一种理念性可欲图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性命题，而是有着完全现实定在可能性的实存图景，当然这里的“理念”笔者作出了一种超越性的理解。
在先生看来，中国法学在过去的26年中，一直深受着一种先生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故此，作为具有保证法律“具有善的品格”能力的法律哲学，在当前历史背景中，其必须对一些问题进行追问[5]。
但是，正如许多读者都予以质疑并指出的那样，先生给这一“理想图景”没有明确的界定，就连笔者自己开始接触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在本书结语部分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认为的，“把‘理想图景’ 引入　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command）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再者，这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中，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性质为何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中国法学论者而言，甚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开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新法学时代的来临，至少是一个开始思考和追究我们自己的根本生活状态之正当性的时代的来临。”[6]

二 逻辑起点——主体性中国

一、逻辑起点
在法哲学领域里，逻辑起点所谓基石或基石性范畴，“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志。”[7]，它应当是从最抽象，最简单而又包含以后在发展中各要素关系或者概念开始的。同时又必须与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和存在的相符合。逻辑起点的完整成立须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来实现：第一，感性的具体。即由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换句话说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第二，理性的具体。即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形成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二、 逻辑起点与主体性中国
笔者以为，相对于黑格尔把“占有”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张文显教授将“权利”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先生一文的逻辑起点则是“主体性中国”的自我追问和探求。不管是先生对过去20多年来中国法学的批判，还是对“理想图景”的可欲性设定，都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
先生曾不止一次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或言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据此可这样认为，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治性道路。
先生曾在文中以中国加入WTO前后为例来说明“主权性中国”与“主体性中国”的差别所在。在整个世界结构中，只有在成为“主体性中国”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到世界游戏当中，也才有了主体性的地位，否则将永远摆脱不了受歧视的地位。拥有主权并不代表着拥有主体性的地位。我想，先生正是由于有着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主体性、主人翁性的自我定位，才导致这这种探索的开始。职是之故，这种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理念的追求，恰是以“主体性中国”为其逻辑起点的。

三 价值——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一、 法价值
我们说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人之间的特定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它由主体、客体与实践三要素组成。相比较而言，法价值则体现了主体的人和人的结合(诸如家庭、组织团体等)和客体的法之间的要求与满足。并通过以下三环节来实现，即主体对法的要求，法对主体要求的满足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连接即实践三环节。在这里，需求是法价值存在的前提，而满足则是法存在的基础。
二、 价值与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上述表明，人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没有了人的因素，则价值将是子虚乌有，空中楼阁。甚言之，法的价值一定要以体现人性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先生在文中以“消费者权利”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失，其中在笔者看来凸现出了人性关怀的光芒。这种人性的价值关怀又是在先生一系列建构于现实之中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简而言之，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品格和司法的品质；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人权；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8]

四 研究路径——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一、 研究路径
法哲学是一门充满着思辨与理性的科学，是对事物最终极的、最本质的认识和揭示。它通常表现为对法的本原、本体及本质的追问，附以价值、理念等层面上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