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报告的决议

上一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
下一篇: 民政部关于对国发［1993］ 38号文件具体问题的解释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杨梅/吉洪忠

近年来， 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到诸多精神病人犯罪案例，轻的有盗窃、寻衅滋事的，重的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目睹了一些精神病人犯罪给家庭造成的伤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一些血腥腥的事实让人非常痛心，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司法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对某区2003-2005年三年中发生的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以探讨有效的防范措施。
一、精神病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1、 行为人多为农民，文化较低。某区三年来发生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15起发生在农村， 且行为人文化程度较低，其中有12人文盲，有5人小学文化，4人初中文化，2人高中文化，即便有的人是小学文化也只是能识字而已，根本就未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于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法律意识淡薄就不容置疑的了，从面导致犯罪率的提高。
2、 犯罪的动机不明显，侵害的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通常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的精神病人认识上存在阻碍，侵害的对象随意，往往见凶器就拿、见人就乱打。如祁某妨害公务案中，祁某无故扣留伊某的摩托车，当见到公安干警到现场处理时，因其精神病处于发作阶段，其辩认和控制能力削弱，祁某竟然持菜刀、斧头、砖头、酒瓶等械具见人打，先后殴打了７人，公安干警在制服其过程中也有2人被打伤。　
3、 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精神病人犯罪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其本人完全意识不到犯罪时做了什么事，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往往作案手段都比较残忍，危害的后果比较严重。王某因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怀疑被害人李某说其坏话而耿耿于怀，于是便产生要杀死李某的念头。一天中午，王某携带菜刀至李某家中将毫无防备的李某头部连砍数刀，将李某当场砍死。
4、 通过劳动教养等法律手段进行改造的效果差，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被判刑，在服刑完毕，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陶某患有爱盗窃的精神病，第一次因盗窃被判刑后，回家后因家无经济能力对其进行治疗，其刑满释放后，不久便又实施盗窃作案被判刑。然而，其再次被释放后却依然重操旧业。这归根到底，还是因其精神病未得到治疗的原因。
5、 受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中如果有精神病人，长期的治疗费用，往往都难以承受，哪有钱财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在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打击就已经很大，然而其损害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时，迫不得已可能又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法，导致新的刑事案件的发生，这极其不利于社会稳定。如黄某故意伤害案中，黄某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时无故持刀砍断了被害人赵某的左臂，致赵某重伤。赵家为了给赵某治疗花去2万余元的医药费，然而在案发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黄家又要为黄某治疗精神病，于是根本无法钱赔偿赵家的医药费。赵家在多次与黄家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赵某便扬言也要砍断黄某的手臂作为了断。幸亏赵某的亲朋好友苦口婆心地劝说才避免了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
6、 作案的场所多为公共场所，社会影响比较恶劣。精神病人由于精神发育迟滞、智力较差，因此考虑问题比较简单、不周到，作案时不分地点、场合，不顾后果、社会影响，即使是在公共场所，只要看到作案对象就开始作案。严某故意杀人案中，严某因与被害人孙某的父亲有矛盾，因孙的父亲外出无法报复，于是想到在学校上中学的孙某。一天，严某买了锥子等作案工具直接到孙某的学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用锥子对毫无防备的孙某头部乱砸，致孙某颅脑损伤死亡。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砸倒在血泊中，在场学生们被吓得惊叫，这给中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
二、 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
第一， 对精神病人监护不到位。精神病人犯罪主要发生在农村，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家庭精神病人患者的监护人本身就是农民，整天忙于农活，缺乏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或疏于管理，致使精神病人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整天闲逛，一旦病情发作，就很容易伤及他人。同时精神病人病情比较隐蔽，平时只在言行上与正常人稍有区别，在周围人特别是家人眼里并不把患者的表现当做疾病看待，而认为他们是道德和人品有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等到作案后才发现其危害性，却为时已晚了。
第二， 政府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政府作为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治疗负有重要责任。但长期以来，政府对精神疾病缺乏充分认识，重视不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许多疾病的防治都应进入了社会保障系统，这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们身体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未能发现有对精神病人的防治机制，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缺陷。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身处农村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而长期的治疗，致使精神病情经常或突然性发作，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第三， 对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的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判定精神病人对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多数精神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的家庭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另外强制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去治疗都是问题。如某区公安干警在处警时抓获一持刀在学校附近滋事的精神病人，因其家中无人能够监管，干警们只好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医院又不肯承担费用，最后公安干警又自己垫支让其住院。等这笔钱用完了怎么办？这个精神病人又可能重回社会再危害他人。司法精神病学工作者及法律界有关人士多次进行探讨并公开呼吁，但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旨在维护病人权利，促进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对精神疾病人管理的《精神卫生法》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都已制定，但在我国，经过近２０年的酝酿至今仍未出台。
　　三、 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犯罪的应采取的措施
1、 首先要认识到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应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从政府、社会和法律的层面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关爱和善待，消除歧视，使更多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2、 加强监护人的监管意识，使监护人能充分担负起监管职责，保证精神病人犯罪率的降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监护人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社会这个大家庭才能安定祥和。首先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其次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不自觉的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让监护人明白失职即是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的原因，自己因此要承担后果。
3、 加大政府集中收治精神病人的职能意识，使大多数的精神病人的治疗由政府“买单”。据统计，全国现有精神病人1600余万，其中具有暴力倾向者为1～2‰，由此可见，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全国约有1.6万到3.2万人。一个病人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为3500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一年所有病人的费用约1亿元，分摊到三十余个省二千多个县，每个县仅数万元，却为社会解除了数万个不定时炸弹，让精神病人的家属得以解脱，周围的居民得以安宁，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4、 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方面的法律以及实施办法，让受害人不再无助，政府不再逃避，精神病人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应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尊重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同时有效地解决精神病人带给社会的意外伤害，解决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保护的两难困境。
5、 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各部门既要应各司其职，又要齐抓共管。一是卫生系统应负责精神卫生的基本知识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治疗；二是民政系统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精神病人应提供义务救助；三是公安系统则对遇上特殊的精神病人犯罪情况，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性的义务监督和强制治疗。同时基层派出所与社区应加强联系,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征兆督促监护人对其约束、治疗。
6、 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精神病患者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容易获得支持的优势，积极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组织公益活动，发展公益事业，支持精神病患者治疗，让精神病患者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的进程。

通联：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检察院
联系人：杨梅 吉洪忠
联系电话：0517-5828028 5828085
邮编：223200

情事变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宋君


　　新《合同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制度并不等于情事变更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上情事变更产生纠纷时，仍需要法院作出处理，这就存在新《合同法》下如何解决合同情事变更的问题。
　　（一）能否类推适用不可抗力与显失公平
　　有学者主张《合同法》施行后涉及情事变更的问题可以类推适用不可抗力和显失公平的规定处理10，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
　　首先，类推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我国所有法律条文中仅有旧《刑法》（1979）对此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别无踪迹。从世界各国看，类推适用由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而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我国新《刑法》（1997）也废除了类推制度。所以，类推适用的方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法学发展趋势。
　　其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决定了类推适用是行不通的。
　　1、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如前所述，尽管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客观表现、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功能作用、权利性质、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中止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详见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3、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2、情事变更与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是指对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重大不利。11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种可撤销民事行为，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是一种可撤消合同。
　　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最大的相同点是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都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消灭，而且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性质都是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这可以看出，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有以下几点区别：
　　（1）利益失衡的原因不同。显失公平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这是一种主观过错，在合同订立时意思表示就存在瑕疵，严格来讲并未形成合意。情事变更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不可归责、不可预料的事变，双方对此并无过错，合同订立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未存在瑕疵。
　　（2）发生的时间不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就已经存在了。情事变更的发生，则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3）当事人心态不同。显失公平是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意识到，并且努力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情事变更则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也不是他所追求的，当事人在合同成立时所要的只是合同顺利履行的合理收益。
　　（4）法律后果不完全一样。显失公平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撤销，情事变更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撤销和解除是有区别的：合同被撤销的，从合同成立时起无效；合同被解除的，从解除时起无效。这种法律效果的差异，学者们分别称之为“向前无效”和“向后无效”。
　　（5）请求时限不同。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时限为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受情事变更影响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的时限为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这就是说，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有可能依显失公平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成立时起一年后当事人也有可能依情事变更请求变更或解除。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尽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不具备“类推适用”的基础。
（二）应以公平原则为处理依据
我国学者在谈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时，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12也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13更多的人认为是诚信原则。14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平和正义是作为法律精神和目标追求之所在，而不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下来的。在其民法中，只有诚信原则而无公平原则之规定，有关公平的内容被归入诚信原则之内，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核心就是实质公平。于是，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成了法律的最高原则，甚至被奉为“帝王条款，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15诚信原则也就成了补充一切法律漏洞的“灵丹妙药”，一切法律规定所不及之问题，均可援引诚信原则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出现情事变更问题而现有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时，学者就主张以诚信原则来填补这个法律漏洞，诚信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我国学者在研究情事变更理论时，借鉴了国外的现有成果，并将它直接引入移植，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是正确的归位，是不可指责的，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这里，公平不再仅仅是法律的精神和目标，而是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这是我国独特的做法。新《合同法》第5条和第6条也分别规定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这就产生了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的分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我国的法律实践，对情事变更制度重新定位，将公平原则作为其上位概念，理由如下：
　　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诚实、守信用。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6三者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等价有偿原则具体表现为：（1）权利义务的对等性；（2）价值的相当性；（3）损害补偿以等同价值为限。17诚信原则具体表现为：（1）不为欺诈；（2）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3）不得规避法律，曲解合同；（4）正当竞争；（5）不得滥用权利。18公平原则具体表现为：（1）机会同等；（2）权利义务相对应；（3）公平责任；（4）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9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制度，是合同成立之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且价值相当，符合等价有偿原则，根据诚信原则，双方对此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本应恪守信用，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但由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情事变更，如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为尊重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和合法利益，法律允许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以消除其不公平结果。所以，从三者的分工来看，情事变更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公平原则。
　　当然，把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并不意味着情事变更制度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公平原则本身就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有着密切关系。等价有偿原则主要是就客观上经济价值的相当性而言，诚信原则主要是就主观上道德观念的善意性而言，公平原则兼而有之，所谓公平无非就是从社会正义角度来评价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可以说，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来处理情事变更问题就包含这两方面的考虑，因为在情事变更后仍维持原有合同关系，一方面是破坏了利益关系的等价性，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漠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一方当事人权利滥用的道德恶意。但是，设立情事变更制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指责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不可预料)，也不是为了谴责当事人权利滥用的主观恶意(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均无过错)，而是为了消除情事变更导致的不公平后果，恢复双方利益均衡,这才是情事变更制度的宗旨所在。基于这点考虑，笔者主张应以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法律实施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第二，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第三，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20论证公平原则是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意义在于公平原则不仅是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情事变更制度的法律依据，当法律在情事变更问题上产生“法律不足”现象时，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合同法》施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情事变更问题产生纠纷时，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5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处理。至于是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应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决。但是，情事变更最主要的特征是导致合同履行艰难而非履行不能，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精神，应以变更合同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使合同继续履行为第一选择，只有合同的继续履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时，才考虑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