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严禁赌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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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思考

王耀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就意味着刑法199条将集资诈骗罪列入可适用死刑的范围，从立法上赋予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权。但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是否合理问题，存在着不少争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1、集资诈骗罪死刑刑罚的立法由来
在原79刑法中，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在当时我国金融领域犯罪较少的情况下，立法考虑是适当的，也是同国际刑事立法惯例相近的。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发达，金融领域犯罪，尤其是集资诈骗犯罪日益猖獗。因此在1995年，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犯罪突出，危害严重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出台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草案。在此草案中，只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伪造货币罪将原刑法规定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死刑，而当时对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1）而在进一步征求《决定》草案的意见时，有的委员、地方和单位提出，当前一些犯罪分子以集资为名，在社会上进行集资诈骗，并将骗得的巨款卷逃、挥霍的犯罪情况较为突出，这类犯罪活动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故建议对《决定》草案中的集资诈骗罪增设死刑。（2）此举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最终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通过《决定》时，接纳了上述意见，将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列为死刑。而97刑法在修订时，则在“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3）的原则指导下，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继承了死刑规定。
2、集资诈骗罪规定死刑立法适用的争论
97刑法保留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对此理论界颇有争议。粗计共有以下观点和理由：一是认为从刑法单列集资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死刑的适用。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从诈骗类罪中分立出来，是强调对此类犯罪打击重点的突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刑事立法对集资诈骗犯罪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不能必然的导致死刑的适用；二是认为集资诈骗罪诈骗数额和损失与死刑适用并不罪刑相当，其理由是刑事立法不能受唯数额论的影响，这样规定和刑法总则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矛盾；三是认为集资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被骗者有过错，设置死刑大可不必。这种观点的理由是集资诈骗的得逞与被骗者自身的过错有关，这也符合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一般不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司法惯例；四是认为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与轻刑化，尤其是金融领域内犯罪的轻刑化、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抵触。上述观点均有其各自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集资诈骗罪现阶段保留死刑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
3、我国社会现阶段保留集资诈骗罪死刑处罚手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从死刑的刑罚目的上讲
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征罚和预防，而我国刑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4）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否认刑罚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预防作用，否则就会把“刑罚无用论”的错误观点引入集资诈骗犯罪这一特殊领域之中。我们应该客观、辨证的分析刑罚对集资诈骗罪的预防作用。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社会、经济环境的多元性、复杂性的客观状况，做为最严厉的刑罚死刑，对于预防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发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集资诈骗罪在现阶段保留死刑处罚手段是必要的。这是因为： 我国目前兴起的商品大潮,刺激着成千上万的人近不急待的进入金融市场,求得资金聚集进而升值,但当一部分不稳定分子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时候,就会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死刑的保留，尤其是对以往的罪行极其严重的集资诈骗犯罪人适用死刑，很大程度上震慑了社会上潜在的集资诈骗犯罪人和意图实施集资诈骗行为的不安定分子，促使他们权衡犯罪成本，即犯罪所得的利益与遭受刑事处罚的损失，从而抑制其犯罪动机，迫使他们放弃犯罪，或不敢以身试法。同时，对以往的集资诈骗犯罪人适用死刑，可以影响、作用于其他的金融市场主体，这也是一个法制教育过程。另外，通过死刑的保留和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集资诈骗犯罪的传染力。
（2）从集资诈骗罪的实践特征上讲
结合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践特征，尤其是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民愤”特征来看，集资诈骗罪现阶段也有必要保留死刑。一是从集资诈骗罪的案发地域范围来看，一般都以犯罪地域广为特征，有的甚至涉及全国。由于集资诈骗犯罪涉及的地域广，受害群范围大、影响大，较之犯罪涉及范围小的其他诈骗案，更容易引起普遍地域上的“民愤”；第二是从被骗者的对象和数量上看，被骗对象众多是又一特征。众多被害人经济损失严重，反应强烈，又由于众人的相惜性，趋众性，往往会聚众集合，表达其不满。他们冲击国家机关、聚众闹事、游行，更有甚者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严重冲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且给人民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如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陈家清“抬会”案件，有20多万人参加集资，在“抬会”被取缔后, 由于集资者拿不回集资款,发生了多起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事件,致使二十余人丧生,伤者无数，社会秩序几乎完全失控。（5）三是从诈骗者的行为讲,虽然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部分集资诈骗人大肆挥霍集资款,携款潜逃，这较其他占有方式性质上严重的多,因而可考虑死刑的适用。
（3）从立法技术上讲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法规竞合的情况，其两者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刑事立法技术上，集资诈骗罪的特别法特别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对个别金融诈骗犯罪的重视与打击的重点，另一方面，集资诈骗罪独立于诈骗罪的意义还在于其法定最高刑与普通诈骗罪不同，即死刑的适用。因此，如果放弃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法律规定，会使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的竞合情况加重，影响到集资诈骗罪从立法技术上存在的合理性。
4、用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集资诈骗罪死刑刑罚的撤销，将是历史的必然。
（1）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崛起，社会正义的内容和国家功利目的随之改变，刑法的政治功能也向经济功能转变。刑罚轻缓化，尤其是金融犯罪的刑罚趋缓化是大势所趋。
（2）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向国际社会的融合，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加快，我国立法为解决冲突将进行必然的调整。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刑事立法，尤其是对金融诈骗犯罪的处罚，属最为严厉的。如：法国刑法典中第313、312条规定对金融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都是最高处到7年监禁并科500万法郎罚金，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8种金融诈骗罪中有4种是可以适用死刑的。因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有可能成为解决冲突问题进行立法调整的必然选择。同时，由于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公约》所确立的限制死刑适用，直至根本废除死刑的原则和目标，亦当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约束。但死刑的废除，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集资诈骗罪死刑立法问题应有一个渐进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过程。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1）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3）参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4）参见马克昌著《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4页，
（5）参见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警察学会课题组《金融风险-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广州警察之声》99年第3期。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长沙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日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以下简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及其管理、利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突出楚汉名城、革命胜地、湖湘文化、山水洲城的人文和自然特色，保护的主要内容：
（一）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二）文物和历史建筑、重要历史遗址（迹）及其周围相协调的环境；
（三）风景名胜、古井名泉、古树名木；
（四）传统文化艺术、传统工艺、老字号、百年名校和历史地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保护内容。
第四条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坚持统筹规划、有效保护、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保护与建设的关系。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
第六条
　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市国土、房产、旅游、环保、园林、宗教、商贸、民政、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城市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本辖区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投资、捐赠等方式依法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并有权检举、控告和制止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经批准后公布实施。
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九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应当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格局和环境，并为合理利用创造条件；应当确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目标、保护原则和保护内容，划定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文物埋藏区，提出控制要求和保护措施。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或者拒不执行已经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已公布的规划如需调整或者变更，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报批。
编制、修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组织专家论证。
第十一条
　规划、建设、文化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加强对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
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筑和设施，应当按照规划的要求逐步改造或者拆除。


第三章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保护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是指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历史遗存相对集中，能够反映一定时期长沙历史文化风貌的城市区域。
第十三条
　岳麓山、小西门、天心阁、潮宗街、开福寺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内容由市人民政府依据已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公布。
第十四条
　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尽量保持原有自然环境、风貌特色，保护反映历史文化风貌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街巷格局。
新建或者改建的建筑物的高度、体量、形式、色彩、用途等，应当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五条
　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设置户外广告等设施，应当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环境、景观相协调。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标志性景观上禁止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六条
　本行政区域内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其申报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第十七条
　以太平街为中心，东至太平里、江宁里及其北端延长线，南至解放西路，西至卫国街，北至马家巷和太平街以东地段的五一大道南侧，应当保留明清至建国前为重点的历史建筑、街巷格局和整体风貌。
第十八条
　历史文化街区经依法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完善街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街区应当保留传统街巷格局和路面特色，保留历史地名；保护好街区内的历史建筑；恢复街区内的历史人文景观。
第二十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新建、改建、修缮等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控制性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对其设计方案，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２０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审核合格的，方可办理建设手续。
街区内的文化旅游设施和公用设施等应当与街区的传统风格相协调。
街区内禁止违反规划的拆除、开发活动；禁止修建、设置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格的建筑和其他设施。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龙伏镇新开村、榔梨镇、铜官镇、文家市镇等著名村镇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符合历史文化村镇条件的，应当依法申报。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按照本条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遗址（迹）的保护

第二十二条
　各类文物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第二十三条
　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应当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责任书，负责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接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对集中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铜官窑遗址、岳麓书院、谭嗣同故居、黄兴故居、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马王堆汉墓、贾谊故居、曾国藩墓、湖南第一师范、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白沙古井、浏城桥楚墓等不可移动文物应当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第二十四条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制定保护措施并公布；对其进行修缮，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文物的完整与安全。
第二十六条
　在公布的文物埋藏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
在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建设施工中发现文物的，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依法予以保护。
第二十七条
　具有一定历史意义、艺术特色或者科学研究价值的近现代保护建筑、传统民居、商铺及构筑物，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调查、认定并公布为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
第二十八条
　历史建筑应当原址原貌保护，不得擅自拆除。确需迁移的，迁移方案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论证并提出书面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上述工作应当在３０日内完成。
第二十九条
　历史建筑分为重点保护建筑和一般保护建筑。重点保护建筑不得改变原有的外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室内装修；一般保护建筑不得改变原有外形、结构体系。
禁止损坏或者以危及安全的方式使用历史建筑。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历史建筑的安全使用等级进行鉴定，有关部门应当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产权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负责历史建筑的安全、保养和修缮，确无修缮和维护能力的，市人民政府可视情况予以资助，或者依法置换历史建筑的产权。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下列重要历史遗址（迹）设置纪念标志，对其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价值的，可以创造条件予以恢复：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名人故居或者其他重要活动场所；
（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军事、文化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团体的重要场所；
（三）历史上中外重要交往的场所和外国重要机构在长驻地；
（四）代表一定历史时期最高水平的建筑、桥梁和有影响的园林建筑的场所；
（五）重大考古发掘或者发现的场所；
（六）已消失的著名老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占有重要历史遗址（迹）标志设施。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下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整理工作：
（一）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长沙评书、长沙渔鼓、长沙山歌、木偶戏、皮影戏、民间故事等地方文学艺术；
（二）湘绣、湘菜、石雕、陶艺、剪纸等传统工艺；
（三）老字号、百年名校等；
（四）民俗风情等。
第三十三条
　文化、商贸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传统艺术、工艺的特点，建立传承人制度，兴建专题博物馆，提高传统艺术、工艺的水平。
对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工艺应当采取抢救措施，对湘菜、湘绣等特色品牌应当制定扶持措施，促进发展。
第三十四条
　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对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整理，开设博物馆、陈列馆，举办各类展示和演艺活动；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第三十五条
　体现长沙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地名应当予以保留；确需更改或者取消的，地名管理机构应当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违法调整历史文化名城各类保护规划的；
（二）违法批准新建、改建建筑或者拆除历史建筑的；
（三）其他不按照本条例的要求违法审批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要求的，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法拆除或者严重损坏历史建筑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对个人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拆除、损毁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历史建筑保护标志和历史遗址（迹）纪念标志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风景名胜和古树名木等其他保护内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保护。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