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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荆州市人民政府令第76号


　　《荆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已经2009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市 长：王祥喜

　　　　　　　　　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荆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完善本市廉租住房保障制度，逐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令第162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荆州城区和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范围内，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本市廉租住房保障水平应以保障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状况合理确定。
　　第四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制定本市、县（市）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明确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目标、措施，并纳入市、县（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
　　第五条市、县（市）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廉租住房保障的具体工作由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承担。
　　各级发展与改革、建设、监察、民政、财政、规划、税务、统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廉租住房保障相关工作。
第二章保障方式和标准
　　第六条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实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
　　货币补贴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由其自行承租住房。
　　实物配租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并按照规定标准收取租金。
　　第七条实施廉租住房保障，主要通过发放租赁补贴，增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住房的能力。廉租住房紧缺的地方，可通过新建和收购、改建等方式，增加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房源。
　　第八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家庭平均住房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人口数量、收入、财产、结构等因素，以户为单位确定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并实行动态管理，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我市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原则上按不超过上年度全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60％确定，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
　　采取货币补贴方式的，补贴额度按照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现住房面积与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确定。
　　采取实物配租方式的，原则上，一人户家庭实物配租建筑面积20平方米左右；两人户家庭，实物配租建筑面积30平方米左右；三人户以上家庭，实物配租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
　　第十条实物配租的租金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50%缴纳，其他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缴纳。
第三章保障资金及住房来源
　　第十一条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其来源主要包括：
　　（一）市、县（市）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扣除计提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全部余额；
　　（三）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的不低于10%的资金；
（四）中央、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五）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六）社会捐赠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财政预算和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修和维护管理。
　　第十二条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新建、收购、改建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
　　（二）腾退的公有住房；
　　（三）政府在市场上租赁的住房；
　　（四）社会捐赠的住房；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十三条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应当在土地供应计划中优先安排，并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
　　廉租住房建设应当坚持经济、适用原则，提高规划设计水平，满足基本使用需求，推广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廉租住房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
　　第十四条新建廉租住房，采取配套建设与相对集中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危旧房改造项目中配套建设。
　　新建廉租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并根据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需要，合理确定套型结构。
　　配套建设廉租住房的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危旧房改造项目，应当在用地规划、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配套建设的廉租住房总建筑面积、套数、布局、套型以及建成后的政府收回或回购等事项。
　　第十五条廉租住房建设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具体项目及税收优惠政策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申请与核准
第十六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住房保障申请书；
　　（二）家庭收入情况证明材料；
　　（三）家庭住房状况证明材料；
　　（四）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
　　（五）属于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家庭，应当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二）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通过审核材料、组织评议、公示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进行初审，对申请资格、保障方式、轮候顺序提出初审意见，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一并报市、县（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三）市、县（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会同同级民政部门就申请人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核。
　　经审核，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市、县（市）住房保障部门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作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予以登记，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市、县（市）住房保障部门书面告知申请人，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申诉。
　　第十八条市、县（市）房产、民政等有关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必要时可以通过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等方式对申请人至少最近6个月的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有关个人、单位、组织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九条申请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人员结构、婚姻状况等情况改变的，申请人应当自改变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如实提交书面材料，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审核资格条件，按程序报批后调整轮候顺序。
　　第二十条对经确定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市、县（市）房产管理部门按照已确定的保障方式，与其签订租赁住房补贴协议或者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后，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配租廉租住房，并及时予以公布。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市、县（市）房产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监察、审计机关，加强对有关部门或单位履行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监督检查结果。
　　第二十二条市、县（市）房产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及社区居委会应当分级按户建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档案。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十三条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家庭人口、收入、资产和住房变动情况，定期调整租赁补贴金额或者实物配租租金标准。对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停发租赁住房补贴，或者由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在合理期限内退回廉租住房。
　　第二十四条享受城市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停止实物配租或收回廉租住房：
　　（一）承租人已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二）将所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或者改变用途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所承租的廉租住房居住或者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廉租住房租金的；
　　（四）擅自对实物配租的住房进行装修和扩建、改建、改变房屋结构的；
　　（五）故意损坏实物配租的住房及其附属设备的；
　　（六）利用承租的廉租住房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六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以及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等，实行动态管理，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申请城市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如实反映情况。对隐瞒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状况等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房产管理部门不受理其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并给予警告。
　　第二十八条对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审核同意、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属于货币补贴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属于实物配租的，责令其退出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交以前房租。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房产管理部门会同监察等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具体实施住房保障机构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有效期5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2006年12月2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荆州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53号）同时废止。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