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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盘锦市人民政府令

第30号





《盘锦市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已经2007年3月2日盘锦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陈淑珍


二○○七年四月五日

盘锦市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公正及时处理人事争议，保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辽宁省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省政府令第136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仲裁机关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遵循及时、公开、合理的原则。当事人在人事争议仲裁中的地位平等。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三条市和县、区政府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作为处理人事争议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人事争议。

第四条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可以聘请有关方面的人员担任。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数应当是单数。

第五条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理仲裁委员会授权的有关事宜。

第六条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议，应当组成仲裁庭。仲裁庭由3名以上(含3名)的单数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简单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委员会可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处理。

第七条各级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配备相应的专职仲裁员，并可根据仲裁需要，聘请有关部门的人员、专家学者和律师担任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享有同等权利。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章管辖

第八条市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市属单位、国家与市共同管理单位、市行政区域内的省属单位发生的人事争议，以及跨县（区）的人事争议。

县（区）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县（区）属单位及县（区）以下管辖单位发生的人事争议。

第九条上级仲裁机构可以直接受理下级仲裁机构管辖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仲裁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仲裁机构指定管辖。

第十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下列人事争议适用本规定：

（一）国家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因录用、调动、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事业单位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履行聘用
（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

第四章仲裁程序

第十一条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按被申请人数递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邮政编码。如果申请人是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邮政编码。如果被申请人是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三)仲裁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住所和联系电话。

仲裁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名，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名。

第十二条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仲裁申请书后，应对下列事项予以审查：

(一)申请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事项是否属于受案范围；

(三)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是否属于本仲裁委员会管辖；

(四)申请书及有关材料是否齐备并符合要求；

(五)申请时间是否符合仲裁申请的时效规定。

第十三条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在7日内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做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并组成仲裁庭；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申请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十五条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由法定代表人参加仲裁活动；非法人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参加仲裁活动。

在仲裁活动中，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更换，应由新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继续参加仲裁活动，并向仲裁委员会提交其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参加仲裁活动的行为有效。

第十六条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参加仲裁活动；当事人死亡的，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参加仲裁活动。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明确或者互相推诿的，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代理人。

第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代理，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必须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委托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仲裁委员会。

第十八条一方当事人在3人以上并有共同的仲裁申请理由，可以推举代表参加仲裁活动，代表人数由仲裁委员会确定。代表人在仲裁活动中的行为，对其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第十九条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超过申请时效的人事争议，在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后，仲裁委员会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条仲裁应当公开开庭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公开开庭，进行书面仲裁：

(一)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二)当事人协议不公开开庭的；

(三)仲裁庭认为不宜公开开庭的。

第二十一条决定开庭仲裁的，仲裁庭应当于开庭前5日将开庭时间、地点等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仲裁申请人可按撤回申请处理，对被申请人可以缺席仲裁。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己收集证据)，有权向有关单位查阅或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证明材料，有权向知情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证据只有经过当庭质证查证属实后，方能作为仲裁裁决的依据。

在调查人事争议案件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仲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予以保密。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员（包括书记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翻译人员）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和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属于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做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四条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应当先行调解，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对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以及双方当事人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进行裁决。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二十七条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做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做出。

第二十八条对重大的或者疑难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庭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二十九条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仲裁活动参与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

(二)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三)当事人申请回避，需要重新组成仲裁庭的；

(四)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

第三十条仲裁庭做出裁决后，应当制作裁决书。裁决书应当载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裁决日期等。裁决书由仲裁庭成员或独任仲裁员签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当庭宣布裁决的，应在5日内送达裁决书；定期宣布裁决的，宣布后立即送达裁决书。裁决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一条送达仲裁文书必须有送达回执，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仲裁文书应当直接交予受送达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指定代收人的，交予代收人签收；受送达人一方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又没有向仲裁委员会指定代收人的，可以交其负责收件人签收。调解书必须直接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受送达人拒绝接受文书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组织的代表或其他人员到场见证，在送达回执上写明情况，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直接送达仲裁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当事人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代为送达，或者挂号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以挂号查询回执上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十四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仲裁文书的，可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五条仲裁委员会受理人事争议案件期间，双方当事人不得有激化矛盾的行为，个人必须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单位不得对其做出与争议内容有关的新的处理。

第三十六条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一般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60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五章执行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当事人必须执行。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属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范围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认为仲裁裁决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做出裁决的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重新仲裁，但不因此停止裁决的执行(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停止执行的除外)。

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申请重新仲裁材料之日起30日内做出审查决定。经审查，决定不予重新仲裁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重新仲裁，并另行组成仲裁庭处理：

(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活动违反法定程序；

(二)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四)仲裁员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等行为。

第四十条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发现已发生效力的仲裁裁决确有错误，需要重新仲裁的，应当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仲裁委员会决定重新仲裁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审理。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在仲裁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干扰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据材料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加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四十二条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案件终结后，应将案件的全部材料按类别或时间顺序排列，编写目录、页码，立卷归档。

第四十四条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申请书、答辩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据材料、勘验笔录、鉴定笔录、谈话笔录、开庭笔录、调解书或裁决书、送达回执等。

副卷包括：立案表、合议笔录、汇报笔录、请示报告、领导批示、会议笔录、文书底稿、结案表等。

第四十五条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建立严格的案卷借阅、查阅制度，保证案卷的完整与安全。

第四十六条人事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交纳仲裁费用。仲裁费分为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受理费标准参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由申请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后5日内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放弃仲裁申请处理。

处理费按仲裁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缴纳，包括差旅费、勘验费、鉴定费、证人误工补助费、误餐补助费、仲裁员补助费、文书表册印刷费、交通费等。处理费由申请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后5日内预付，案件审结时据实结算。

第四十七条案件经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负担。案件经仲裁委员会裁决的，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双方当事人部分败诉的，视败诉情形，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负担。当事人撤诉的，全部费用由撤诉方承担。

第四十八条本规定由盘锦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的商事立法及民商分立模式研究
王丹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 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著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民商分立的形成，由于主要取决于历史因素、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惊起波澜。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构成一种现实的法律体制开始对社会发生作用，学术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民商合流、私法统一的学术浪潮开始在西欧国家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已经超越了传统民商分立的范畴，即民商分立并不意味着需要制订一部宏篇巨制的商法典，传统商法典的老化、陈旧及其他弊端已属有目共睹。商法通过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而存在是当代商事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商分立的新形式。
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民商法同属现代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商法同属私法范畴（尽管商法已经具有公法化特征），但民法与商法在其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方面仍各自具有独立性。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无论如何，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变得更顺应时代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商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可以产生象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和影响力、震撼力。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事实证明，要在民法典之外进行成功的商法典编纂近似于天方夜谭。特别是在商法规范大量脱离传统商法典而独立存在，或新的商法规范在不依赖于商法典而纷纷涌现的情况下，编纂独立的商法典已显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构建我国的民商立法体系时，既不能模仿传统的民商分立体制，也不能一概借鉴传统的民商合一体制。这就是说，一方面，制订一部单独的商法典的思路不宜采纳；另一方面，否认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或以民法取代商法的作法同样不妥。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分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容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囿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商务部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的商事活动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求首先必须统一法制，因为只有统一法制才可能统一市场。真诚地期待着新组建的商务部能够协助国家的立法机关担当起统一商事法制的神圣使命，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私法体系，应当以民法作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民法、单行商法作为主干，以众多的民事、商事特别法作为辅助而构建（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当及时制订统一的民法典，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各种单行的民事、商事立法，早日形成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统一而严谨的私法体系。论证《商法通则》的制定，尽快改变商事法律群龙无首的局面，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