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0:12:57 浏览:808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150号
现将《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都本伟
2013年3月17日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为加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适应现行管理需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修订《葫芦岛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管理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42号），废止《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葫政告字〔2010〕4号）等3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附件：1.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修订的规范性文件
2.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附件1：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修订的规范性文件
将《葫芦岛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管理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42号）第十七条：“劳保费的拨付分为本埠和外埠两种方式。本埠的拨付方式暂按现在享受劳保费的人数和标准拨付，待条件成熟时再按企业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完成的施工产值拨付给企业（具体拨付方式，另行规定）。外埠来葫施工的建安企业进入市直统筹区施工必须接受市统筹区的劳保费统筹管理。凡经企业所在地核定的企业劳保费取费系数低于市直统筹系数的，多计取的部分参与地区统筹，高于市直统筹区劳保统筹系数的，由施工企业另向建设单位计取。拨付时要按建设部和辽宁省有关规定扣除10%风险积累金，10%上解调剂金和2%管理服务费后剩余78%返还企业。”修改为：
劳保费拨付对象、条件、标准及程序。
（一）拨付对象。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安装施工项目的企业，均可按本办法规定申请拨付劳保费。
（二）拨付条件。
1.具有《企业营业执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及税务登记等合法证件；
2.参加劳动保险，并有合法手续；
3.财务制度健全；
4.经劳保统筹管理机构登记；
5.外埠在葫承担建设工程的施工企业需具有完整入葫手续；
6.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
7.按要求报送施工企业产值等相关资料；
8.办理了《建筑企业劳保费管理手册》；
9.建筑施工企业施工项目对应的建设单位已按规定向市建筑企业统筹机构缴纳应缴劳保费；
10.其他应提供的相关资料。
（三）拨付标准。劳保费的计取标准依据“以支定收、留有积累、以丰补欠”的原则，按规定扣除10%风险积累金、10%上解调剂金和财政部门核定的2%管理服务费后，按7:3的比例分为基本部分和调剂部分，予以拨付。
（四）拨付程序。无论本埠或外埠，均按我市行政区域内完成的施工产值及对应的劳保费缴纳情况拨付。具体拨付程序由市建筑企业劳保统筹管理机构制定，并及时予以公布。
附件2：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一、《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葫政告字〔2010〕4号）
二、《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区供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的通告》（葫政告字〔2010〕5号）
三、《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葫政告字〔2011〕13号）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浅析论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
钱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专利法的不断普及，我国专利申请量已达每年十几万件，相应地，专利纠纷也大幅增加，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专利侵权责任问题。
一、专利侵权行为概述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制度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重要标志。而相应地我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对他进行修改和完善，到2000年8月25日第九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于2001年7月1日起施行。对于专利侵权行为也做了更符合世界趋势的规定，从传统的“损害填补”原则发展为采取惩罚性的补救手段以充分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专利侵权行为形态
专利侵权行为形态，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侵权行为做出的不同分类，这对于明确专利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等专利侵权责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专利法》可分为两类。
（一）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专利侵权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未经权利人许可；（2）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根据《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具有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他人发明专利产品或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2、使用他人发明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3、制造、销售或进口他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此类专利侵权是指侵害专利权人的标记权，根据《实施细则》第84条规定，有以下四种形式：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另外，《专利法》第59条还规定了另一种违法行为，即“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此种行为不是专利侵权的表现形态，也就不是专利侵权，不承担专利侵权责任，仅承担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予以处罚。
除法律规定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另两种侵权行为：一个是“过失假冒”，指行为人本意是冒充专利，随意杜撰一个专利号，而碰巧与某人获得的某项专利的专利号相同，这时，该行为即使无假冒故意，其行为结果仍然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另一个是“反向假冒”，指行为人将合法取得的他人专利产品，注上自己的专利号予以出售，这种行为显然不够成“假冒他人专利”，但事实上侵害了合法专利权人的标记权，仍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三、专利侵权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在民法领域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不同的形式，那么，在专利侵权中其归责原则是什么呢？
根据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应当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不是绝对的，还应该注意其中的“在适当场合”这一限定条件。我国专利法没有采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某些场合用了一种混合的归责方法——即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销售或使用者只有符合“不知道”且“来源合法”时，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但应注意的是仍然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的责任。也就是对善意的销售或使用者来说，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这种混合原则的使用范围不能延及制造或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和进口采用的是“绝对保护”，制造或进口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不是专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时，对停止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而赔偿损失责任则按不同的场合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对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来确定不同的民事责任，这与传统理论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认识相比，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四、专利侵权构成要件
专利侵权责任是指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其专利的行为。这里所讲的实施，对产品专利而言，是指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该专利产品，对方法专利而言，是指使用该专利方法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于工业产品外观设计而言，是指制造、销售、进口该外观设计产品。其中，许诺销售是新修正的专利法增加的内容。
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含四个方面：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有过错。那么对于专利侵权责任，我认为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侵犯的对象应是在我国享有专利权的有效专利。即首先是中国专利，而不是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专利，因为专利是有地域性的，依据某国或某地区的法律获得的专利权，只能在该国或该地区有效，并受到保护。其次，专利是有有效期的，在我国发明专利的有效期是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是10年，只有在保护期内专利权人才有独占权，如果过了有效期，则该发明创造就进入了共有领域，任何人都可实施，也就不存在专利侵权问题了。另外，如果专利因为其他原因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则该专利被视为自使不存在，因此即使有他人实施也不够成专利侵权。
（二）有违法行为存在。即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有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专利的行为。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国《专利法》第63条规定了五种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包括：
1、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
2、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3、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4、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5、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五点即是专利侵权责任的例外规定，如果行为人不能此作为抗辩理由，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专利侵权，并依法承担责任。
（三）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而实施该行为。如侵害人明知某产品为专利产品，却擅自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该产品；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因疏忽或过于自信而实施了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如发明创造人不知自己独立完成的发明创造与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相同，而使用或转让该发明创造的行为。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原则，但也有例外。例如《专利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行为人主观无过错，也构成专利侵权，只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罢了。
（四）一般应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了发明创造被授予专利权后，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实施其专利，而实施即是不得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因此，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也应是判断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
另外，关于损害结果，在专利侵权中不要求必须有实际损失为前提。因为权利人遭受的损失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既包括直接的损失，又包括间接的损失。前者表现为受到的直接经济上损失和精神权利遭到损害，还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去出的直接费用。后者表现为权利人预期合理收入的减少，即通常所说的可得利益。
五、专利侵权证明责任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是按照一定标准在原被告之间分配的，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会出现一种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专利法》第57条第2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就是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
发明专利分为产品发明专利和方法发明专利，而由于制造方法只有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使用，要求权利人进入生产现场，进行调查，取得被控侵权人使用了专利方法的证据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根据证据距离将证明责任予以倒置。这与TRIPS协议的规定也是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到各种专利诉讼中。
六、专利侵权的责任
侵犯专利权是违反《专利法》的，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使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因为专利涉及到专利发明创造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影响到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合法受让人、被许可人的权益;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了防范来自各方面的侵犯,有必要运用立法手段设置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包括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法律保护措施,确认权利,调整关系,维护秩序,保障有关专利的各种权利的实现。
专利权受到侵害时,不论是专利权人还是利害关系人都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专利管理机关按照行政程序处理侵权案件,这种行政程序一般来讲比较简单,处理较为迅速,节省人力物力。当然，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其中,行政程序不是终局裁决,当事人对行政处理不服的,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他在法定的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专利管理机关的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论是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其处理都包含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三种形式。
（一）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专利法对专利侵权主要是采用民事制裁,专利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在处理侵权的时候,主要是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停止侵权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防止继续侵权的方法。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为了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了侵犯专利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停止侵权。同时,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还可以请求采取预防措施,如处置已经生产出来的侵权产品等,人民法院可以做出诉讼保全的裁定,责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责令提供担保等诉讼保全措施等。专利权人一旦证明了侵权的事实,就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寄生在司法审判之上的毒瘤
——伪证问题研究
漳县人民法院 任 玉 林
我国对证据法的研究历来都是从积极方面研究多，而从消极方面研究少。专家学者对电子证据等热门问题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很多，但对困扰诉讼的伪证问题不要说是现在，以前的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就是专门研讨证据问题的2001年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三届理论讨论会也未将伪证问题列入选题范围。专家学者可能认为伪证问题没有研究价值而不屑一顾，但作为在审判一线天天办案的法官，就不能对伪证问题等闲视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了。因为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轴心，“审判是一种把一片片证据拼在一起的工作”，伪证一旦被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将会使证据链“隐性”断裂，给整个案件、给对方当事人及法官本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故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伪证问题作较全面的研讨。
一、伪证的概念及伪证行为的特征
伪证不是一个新概念，然而仍难找到准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伪证是证人在法庭上作假证”，“伪证通常是故意作虚伪证明”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伪证的解释为：“在诉讼中，已经进行了法律宣誓的证人或译员，故意作他明知是虚假的或他不相信是真实的陈述。”……笔者认为这些定义都不太准确。《现代汉语词典》对伪证一词的解释是：“假造的证据，指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或翻译人故意做出的虚假证明、鉴定和翻译”[ ]。由于在行政执法及仲裁等活动中也会出现伪证，当事人陈述和勘验笔录在诉讼法上也是证据，而该解释并未包括，虽有“记录人”，却无“虚假记录”，故上述定义也不准确。笔者以为，所谓伪证（false withess），就是行为人故意提供或做出的虚假不实的证据，如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或勘验人故意做出的虚假陈述及举证、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或勘验等。从证据法上看，伪证虽然具有证据的形式，但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这也正是之所以称其“伪”的根本所在。本文主要研究案件审判中的伪证。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将伪证同错证、疑证区别开来。错证是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陷害他人的意图，但由于对案件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真实，或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失实，未能准确地再现事实真相而作出的与事实不符或不完全相符的证据。如证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或了解得不够准确，或记忆不清，或因陈述时措辞不准，而作了错证；鉴定人因业务水平低或者粗心大意，做了错误的鉴定；勘验人对现场或物品未仔细测量、检验、拍照而做了错误的笔录；翻译因未听懂或未听清而错译、漏译等。错证往往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或行为人能力有限失误而致，行为人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因此不属伪证[2]。
疑证是真实性存有疑问，难以认定的证据。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疑证，有时经庭审质证及庭后调查，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疑点。疑证有可能是伪证，但不全是伪证，在未确认之前，不能按伪证对待。
伪证行为即制造伪证的行为，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在性质上是妨害司法秩序、危害国家司法权同时还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行为，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或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情节及后果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未造成后果、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行为，情节就轻，证人宣誓或具结后又作伪证、导致错案、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伪证行为，情节就重。
伪证行为在客观上是行为人实施了作伪证的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人（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提供伪证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使用暴力、胁迫、贿买、引诱、欺骗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等，作伪的具体手段则是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伪证行为一般是积极作为，也有应该作为而不作为的，如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应属特殊的伪证行为[3]。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伪证行为属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不应该作为的，哪里有应该作为的伪证行为？伪证之所以是伪证，就是因为其本来就是虚假而不存在的，“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它的产生，必需有人主动去制造，不作为怎能生产出伪证？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实质上是不履行作证义务和隐匿证据的行为，并不是故意作假证的行为，在性质上应是妨害诉讼和证据的行为。
伪证行为的主体是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既有自然人又有单位，主要是自然人，统称伪证行为人。对记录人能否成为伪证罪及伪证行为的主体一直有争议。否定说认为，记录人在诉讼中的记录活动实际上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不是形成证据的活动，不具有作证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伪证行为，其虚假记录不具有伪证的性质；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日本、瑞士、韩国、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均不包括记录人在内；因此记录人不能成为伪证主体，其虚假记录行为实质上是对证据进行篡改或隐匿的行为，应按“妨害证据”定性处理[4]。笔者认为，否定说对记录人的地位及笔录的归属理解有失狭隘，记录人的记录活动不仅是职务行为，同时也同翻译人的翻译行为一样，是以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翻译人是用语言方式）“再现”证据内容或“转换”证据形式的活动，具有“作证”的性质。审判笔录是一种综合性证据，它不仅记录案件证据的情况，而且记录整个审理过程。它反映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内容，记录了物证、书证的出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的宣读等情况及质证过程。它还反映了程序过程，如审判行为的展开、公诉人的公诉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审判的情况。审判笔录有重要的证明作用，它是本级法官判决的基本依据，也是上级法院审查的主要证据形式与内容，在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其它证据无法替代的证明作用。“对上诉来说，完整且易懂的审判记录至关重要。上诉法院既不能推测在审判中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盲目相信律师就下级法院审判中发生事件的没有证实的陈述。上级法院只能根据由原审法院的书记员正式传递的有关该审判的正式书面记录采取行动。”[5] 我国刑法第305条及民诉法、行诉法的有关规定自有其道理，不能用外国的法律来否定我国的法律，况且外国的法律也没有完全否定笔录作为证据，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修订)第74条规定“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记录人有义务作如实记录，故意作虚假记录就构成伪证行为。
还有人认为，刑法、行诉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只是自然人，因此单位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况且对单位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许多行为单位都能构成，伪证行为也无例外的理由。民诉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单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现实中许多单位出具假证明，甚至有组织地集体作伪证，如果不用“两罚制”来处理，是很难遏制的。
二、伪证的种类
对伪证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对伪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认识。
1.按伪证内容的载体可分为：（1）伪书证；（2）伪物证；（3）伪视听资料；（4）伪普通证人证言、伪专家证言；（5）伪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供述或辩解）；（6）伪鉴定结论、伪鉴定人陈述；（7）伪侦查、审判笔录。即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证据都有出现伪证的可能[6]。
2. 按伪证内容与案件实体处理的关系可以分为：必然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
3. 按伪证行为人的态度可分为：主动伪证、被动伪证。主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陷害他人而制造、提供的伪证。被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胁迫、利诱、欺骗之下出具的伪证。相比之下，主动伪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深，也比被动伪证更难识别。
4. 按伪证是否造成错案的结果可分为：造成错案的伪证、未造成错案的伪证。
5.按伪证产生的时间可分为：诉前伪证、诉中伪证、诉后伪证。诉前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诉讼开始前，故意制造并企图引起诉讼的虚假证据。诉中伪证是指在诉讼开始后，伪证行为人意图通过法院的审判，达到损害对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加重对方（或另一方）义务，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诉后伪证是指在诉讼结束后，伪证行为人为挽回不利的诉讼结局，向有关机关上访、申诉时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
6. 按伪证的取得来源可分为：当事人举证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是指司法机关在收集、调查证据过程中，有关人员受当事人指使、贿买、胁迫或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的影响，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与事实不符或相反的证据。
7. 按证据的新旧类型可分为：传统伪证、新型伪证。新型伪证是指在实践中新出现的不同于旧形式的伪证，如电子伪证、科技伪证。
8. 按制造和提供伪证的主体可分为：当事人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当事人伪证即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受害人制造、提供的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勘验人制造、提供的伪证。亦可分为自然人伪证和单位伪证。
此外还可以做如下划分：依伪证针对的司法机关可分为：对侦查机关所作的伪证、对检察机关所作的伪证、对审判机关所作的伪证；依伪证所处的审判阶段可分为：一审伪证、二审伪证、再审伪证；依伪证与开庭审理的关系可分为：庭审前的伪证、庭审中的伪证、庭审后的伪证；依伪证在同一份证据中所占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全部伪证和部分伪证；依诉讼的性质可分为：民事诉讼伪证、行政诉讼伪证和刑事诉讼伪证。
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伪证，对司法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因此，对各种伪证不能等量齐观，而应实事求是，根据伪证各自的社会危害性做出恰当处理。
三、伪证的产生根源
伪证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有诉讼时起，就产生伪证问题，只要有诉讼存在，伪证就有可能产生。据学者考证，古巴比伦就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 。“伪券之奸，世多有之，巧诈百端，不可胜察。”[7]早在我国宋代，不法之徒就采取种种手段，大肆仿造、变造地契等书证，“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异其土名，或漏落差舛步亩四至。”[8] 既是在当代，伪证也是屡禁不止。如果说刘少奇案件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炮制的长达74页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除去政治因素，便是共和国最大的伪证了。伪证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有着深刻的产生根源。
（一）利益根源：物质上和精神上有利可图，是当事人自己作伪和指使、贿卖、胁迫他人作伪以及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愿意作伪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利之所在，虽微必争。”[9]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达到胜诉得“利”（物质利益和名誉）的目的，就自然不择手段地要在证据上下手了。
（二）社会根源：说假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政治欺骗、经济诈骗、日常说谎等行为是一种不可避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造假在我国已成为一种邪恶的社会风气，见之于大街小巷的“办证”之类的“胡喷”小广告就是典型事例，更有甚者，社会上竟然有人伪造中央军委文件、冒充将军行骗[10]，连神圣的科学界也有人伪造科研成果。而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各种欺骗、说谎表现在诉讼中就是伪证，它是当前社会诚信缺失，制假售假泛滥等社会现象在诉讼中的反映。
（三）制度根源：现行制度中不完善的方面，也是伪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制度设计有漏洞：（1）刑法的局限性——对民事、行政案件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民、行案件中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11]。而民诉法第102条和行诉法第49条规定的“伪造证据”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为“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自然包括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但刑法没有为其设计相应的罪名，该规定就形同虚设。事实上民行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不将其定罪，实在是放纵犯罪。考察国外立法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法国、瑞士、韩国均未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俄罗斯刑法还将受害人规定为伪证罪的主体之一，把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在英美法系国家伪证罪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中，且普通法以外的制定法常规定在行政等非司法程序（如申报退税或申请退休金）中，行为人故意作伪誓的，也构成伪证罪。无论是从伪证罪的性质看，还是比较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疏漏，其实是传统“重刑轻民”观念的体现。从而使民、行诉讼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人基本无刑罚后顾之忧，敢做伪证。
（2）处罚力度小——刑期低、罚款少。我国刑法对伪证犯罪的处刑规定为三年以下或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民诉法和行诉法对个人伪证行为的处理规定为1000元以下罚款（有上限而无下限），十五日以下拘留；民诉法还规定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而国外因伪证妨碍司法被视为重罪，如《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2条“任何人犯伪证罪，构成可诉罪，处14年以下监禁；但是为使他人被处以死刑而作伪证者，最高可处终身监禁”。在法国，民事诉讼中作伪证处3年监禁，并可科以30万法郎的罚金，在刑事诉讼中作伪证要处7年监禁并科70万法郎的罚金。香港把有关伪证方面的犯罪规定为公诉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39条规定，已经宣誓的当事人进行虚伪陈述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台湾民诉法规定证人具结而故意为虚伪陈述，足以影响裁判结果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瑞士的规定更为严厉，其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307条规定“作为证人、鉴定人、文字翻译或者口头翻译，在法院程序中作错误陈述、错误鉴定或者错误翻译的，处5年重惩役或监禁刑。”即使是“错误的证词、鉴定或翻译所涉及的事实对法官的裁判无关紧要的，处6个月以下监禁刑。”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伪证的法律规定，值得我们借鉴。比较而言，我国对伪证罪的处刑较低，也不适用罚金，震慑力不大。如果伪证影响了法官公正裁判 ，造成了严重后果，则现有制裁措施就显得太轻。另一方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标的较大，动辄几十万、成百万，甚至上千万，冒1000元以下罚款的风险，而做大标的案件的伪证相当划算。从而使伪证行为人作伪证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愿作伪证。
（3）法律之间不协调甚至有矛盾，没有形成系统的伪证惩罚规则体系。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对伪证行为的处理由三大诉讼法及刑法各自规定，由于制定时间的先后及认识差异等原因，法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甚至有矛盾的地方，主要有：按刑法规定，民行诉讼中对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却对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行诉法对伪证行为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的制裁措施，而民诉法未规定；民诉法对伪造证据行为的处罚情节起点规定为“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而行诉法未限制，从而变相使轻微伪造证据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成为“合法行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可以对单位伪证处罚，而行诉法无对单位处罚的规定，自然也就对单位伪证不能处罚，如果一定要处罚，也只能参照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按处罚个人的标准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2]，明显太轻，而刑法也无单位伪证的规定；刑法都对帮助当事人、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有规定，而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制裁之外，以致形成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连民事制裁都够不上的法律矛盾；按民诉法、行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到法律制裁乃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刑诉法却对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没有规定，造成当事人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别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刑罚处罚，而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却不负刑事责任的不平衡状态；刑法都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指使他人作伪证和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从重处罚，但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三大类诉讼固然有区别，但伪证对国家司法秩序的危害却没有质的不同，在处理上应当统一协调，形成系统的惩罚规则体系。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时能充分考虑。
（4）伪证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程序及实体法规定的对伪证行为人的制裁措施，均属从妨害诉讼的角度，赋予司法机关对伪证者制裁的权力，而没有考虑到客观上伪证行为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未明确规定伪证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更是没有一件伪证行为人因作伪证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实际上，伪证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理论所确定的民事侵权行为的特征和构成要件。让伪证行为人逃脱民事责任，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伪证行为人，降低了其违法犯罪成本。
（5）制裁程序有欠缺。民诉法把对伪证行为处以罚款与拘留视为强制措施，理论上存在问题，实为制裁措施，在修改时应予更正。有些伪证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发现并认定，有些伪证可能通过上诉、再审之后才能最后得以认定。法律并没有对伪证制裁的机构、时机等相关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致造成伪证制裁可有可无的局面。
（6）证人制度有缺陷。证人证言在诉讼中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证据，但我国的证人制度在证人保护、补偿、出庭、宣誓等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与缺失，使得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甚至在受到威胁利诱时作伪证。司法实际中，民、行案件的证人普遍不出庭，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也成了老大难，落实不了，证人写个不痛不痒的证明或接受了司法机关的调查，在笔录上签个字或捺个指印便算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证人在受到威胁时怕安全得不到保障而违心地作伪证；没有足够的补偿，容易受利诱而作伪证；即使是作了伪证，也没有出庭时当面对质的难堪；没有宣誓，就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作了伪证也就没有多大的心理负担。
（7）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在有利诉讼的同时，也为伪证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践中当事人为了为追求利己的诉讼结果，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利证据，举来的证据鱼目混珠，难免有一部分是伪证。
2. 制度执行不力。对伪证行为怠于制裁，让现有的法律制裁措施闲置，是伪证现象难以遏制的又一原因。现实中的法官往往致力于如何对案件做出正确裁判，因对伪证的认定有困难、制裁存在风险、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等原因，大多数法官对诉讼中发现的伪证，仅仅是排除其证据效力，对伪证行为人常常只是批评教育一下了事，鲜少进行严厉制裁。这无疑是姑息放纵了伪证行为人，助长了其作伪证的气焰，以后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法律虽然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实际中还是屡禁不止，因此由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些伪证。这是伪证产生的另一个特殊原因，也是最不该产生的伪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佘祥林案就是最好的注脚。
（四）技术根源：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打击伪证提供有力帮助的同时，也为制造伪证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作伪的手段由传统发展到了现代化，使原来不可能有的伪证得以出现。如电子伪证就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而产生的，伪亲子鉴定也是因有亲子鉴定技术而出现的。
（五）文化根源：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淡漠而人情关系极重，生活圈里的讲情面、讲义气、爱面子、不爱得罪人等成了许多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因此而产生的伪证也不在少数。“进了庙门要跪哩，进了衙门要赖哩”，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法谚”。究竟如何“赖”，一方面是不承认，百般抵赖，另一方面就是提供伪证，混淆视听。这些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给伪证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使得人们对作伪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是“好人”和“聪明能干”的表现。而在伊斯兰文化中，说谎话和作伪证属于大罪，“严禁谎言和伪证”[13]。相形之下，结论凸现。
四、伪证的危害性
伪证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为害甚烈，主要表现在：
（一）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危害。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而一方当事人的伪证行为，更加激化了矛盾，使得一些本来可以调处的案件，调解不了，从而制造了新的不和谐，给社会风气也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影响了案件质量，甚至造成了错案，人为地浪费了诉讼资源、增大了司法成本，从而影响了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实现。
（三）侵害国家司法权，妨害了正常的诉讼秩序。亵渎了法律尊严，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造成损害。
（四）危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伪证行为人主观上的直接侵害对象就是其他（主要是对方）当事人，其直接后果就必然是损害其他当事人权利或加重其义务。
（五）危害法官自身。伪证的出现，使法官不得不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和质证，人为地增大了工作量。最为严重的是，将因此增大法官办错案而被追究的几率，使法官的从业风险大大增加。
五、当前诉讼中伪证现象的新特点
钱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专利法的不断普及，我国专利申请量已达每年十几万件，相应地，专利纠纷也大幅增加，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专利侵权责任问题。
一、专利侵权行为概述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制度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重要标志。而相应地我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对他进行修改和完善，到2000年8月25日第九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于2001年7月1日起施行。对于专利侵权行为也做了更符合世界趋势的规定，从传统的“损害填补”原则发展为采取惩罚性的补救手段以充分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专利侵权行为形态
专利侵权行为形态，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侵权行为做出的不同分类，这对于明确专利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等专利侵权责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专利法》可分为两类。
（一）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专利侵权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未经权利人许可；（2）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根据《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具有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他人发明专利产品或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2、使用他人发明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3、制造、销售或进口他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此类专利侵权是指侵害专利权人的标记权，根据《实施细则》第84条规定，有以下四种形式：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另外，《专利法》第59条还规定了另一种违法行为，即“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此种行为不是专利侵权的表现形态，也就不是专利侵权，不承担专利侵权责任，仅承担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予以处罚。
除法律规定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另两种侵权行为：一个是“过失假冒”，指行为人本意是冒充专利，随意杜撰一个专利号，而碰巧与某人获得的某项专利的专利号相同，这时，该行为即使无假冒故意，其行为结果仍然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另一个是“反向假冒”，指行为人将合法取得的他人专利产品，注上自己的专利号予以出售，这种行为显然不够成“假冒他人专利”，但事实上侵害了合法专利权人的标记权，仍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三、专利侵权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在民法领域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不同的形式，那么，在专利侵权中其归责原则是什么呢？
根据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应当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不是绝对的，还应该注意其中的“在适当场合”这一限定条件。我国专利法没有采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某些场合用了一种混合的归责方法——即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销售或使用者只有符合“不知道”且“来源合法”时，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但应注意的是仍然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的责任。也就是对善意的销售或使用者来说，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这种混合原则的使用范围不能延及制造或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和进口采用的是“绝对保护”，制造或进口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不是专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时，对停止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而赔偿损失责任则按不同的场合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对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来确定不同的民事责任，这与传统理论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认识相比，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四、专利侵权构成要件
专利侵权责任是指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其专利的行为。这里所讲的实施，对产品专利而言，是指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该专利产品，对方法专利而言，是指使用该专利方法或者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于工业产品外观设计而言，是指制造、销售、进口该外观设计产品。其中，许诺销售是新修正的专利法增加的内容。
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含四个方面：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有过错。那么对于专利侵权责任，我认为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侵犯的对象应是在我国享有专利权的有效专利。即首先是中国专利，而不是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专利，因为专利是有地域性的，依据某国或某地区的法律获得的专利权，只能在该国或该地区有效，并受到保护。其次，专利是有有效期的，在我国发明专利的有效期是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是10年，只有在保护期内专利权人才有独占权，如果过了有效期，则该发明创造就进入了共有领域，任何人都可实施，也就不存在专利侵权问题了。另外，如果专利因为其他原因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则该专利被视为自使不存在，因此即使有他人实施也不够成专利侵权。
（二）有违法行为存在。即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有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专利的行为。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国《专利法》第63条规定了五种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包括：
1、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
2、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3、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4、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5、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五点即是专利侵权责任的例外规定，如果行为人不能此作为抗辩理由，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专利侵权，并依法承担责任。
（三）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而实施该行为。如侵害人明知某产品为专利产品，却擅自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该产品；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因疏忽或过于自信而实施了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如发明创造人不知自己独立完成的发明创造与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相同，而使用或转让该发明创造的行为。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原则，但也有例外。例如《专利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行为人主观无过错，也构成专利侵权，只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罢了。
（四）一般应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了发明创造被授予专利权后，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实施其专利，而实施即是不得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因此，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也应是判断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
另外，关于损害结果，在专利侵权中不要求必须有实际损失为前提。因为权利人遭受的损失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既包括直接的损失，又包括间接的损失。前者表现为受到的直接经济上损失和精神权利遭到损害，还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去出的直接费用。后者表现为权利人预期合理收入的减少，即通常所说的可得利益。
五、专利侵权证明责任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是按照一定标准在原被告之间分配的，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会出现一种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专利法》第57条第2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就是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
发明专利分为产品发明专利和方法发明专利，而由于制造方法只有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使用，要求权利人进入生产现场，进行调查，取得被控侵权人使用了专利方法的证据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根据证据距离将证明责任予以倒置。这与TRIPS协议的规定也是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到各种专利诉讼中。
六、专利侵权的责任
侵犯专利权是违反《专利法》的，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使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因为专利涉及到专利发明创造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影响到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合法受让人、被许可人的权益;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了防范来自各方面的侵犯,有必要运用立法手段设置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包括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法律保护措施,确认权利,调整关系,维护秩序,保障有关专利的各种权利的实现。
专利权受到侵害时,不论是专利权人还是利害关系人都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专利管理机关按照行政程序处理侵权案件,这种行政程序一般来讲比较简单,处理较为迅速,节省人力物力。当然，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其中,行政程序不是终局裁决,当事人对行政处理不服的,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他在法定的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专利管理机关的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论是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其处理都包含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三种形式。
（一）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专利法对专利侵权主要是采用民事制裁,专利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在处理侵权的时候,主要是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停止侵权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防止继续侵权的方法。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为了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了侵犯专利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停止侵权。同时,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还可以请求采取预防措施,如处置已经生产出来的侵权产品等,人民法院可以做出诉讼保全的裁定,责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责令提供担保等诉讼保全措施等。专利权人一旦证明了侵权的事实,就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寄生在司法审判之上的毒瘤
——伪证问题研究
漳县人民法院 任 玉 林
我国对证据法的研究历来都是从积极方面研究多，而从消极方面研究少。专家学者对电子证据等热门问题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很多，但对困扰诉讼的伪证问题不要说是现在，以前的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就是专门研讨证据问题的2001年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三届理论讨论会也未将伪证问题列入选题范围。专家学者可能认为伪证问题没有研究价值而不屑一顾，但作为在审判一线天天办案的法官，就不能对伪证问题等闲视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了。因为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轴心，“审判是一种把一片片证据拼在一起的工作”，伪证一旦被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将会使证据链“隐性”断裂，给整个案件、给对方当事人及法官本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故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伪证问题作较全面的研讨。
一、伪证的概念及伪证行为的特征
伪证不是一个新概念，然而仍难找到准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伪证是证人在法庭上作假证”，“伪证通常是故意作虚伪证明”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伪证的解释为：“在诉讼中，已经进行了法律宣誓的证人或译员，故意作他明知是虚假的或他不相信是真实的陈述。”……笔者认为这些定义都不太准确。《现代汉语词典》对伪证一词的解释是：“假造的证据，指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或翻译人故意做出的虚假证明、鉴定和翻译”[ ]。由于在行政执法及仲裁等活动中也会出现伪证，当事人陈述和勘验笔录在诉讼法上也是证据，而该解释并未包括，虽有“记录人”，却无“虚假记录”，故上述定义也不准确。笔者以为，所谓伪证（false withess），就是行为人故意提供或做出的虚假不实的证据，如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或勘验人故意做出的虚假陈述及举证、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或勘验等。从证据法上看，伪证虽然具有证据的形式，但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这也正是之所以称其“伪”的根本所在。本文主要研究案件审判中的伪证。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将伪证同错证、疑证区别开来。错证是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陷害他人的意图，但由于对案件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真实，或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失实，未能准确地再现事实真相而作出的与事实不符或不完全相符的证据。如证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或了解得不够准确，或记忆不清，或因陈述时措辞不准，而作了错证；鉴定人因业务水平低或者粗心大意，做了错误的鉴定；勘验人对现场或物品未仔细测量、检验、拍照而做了错误的笔录；翻译因未听懂或未听清而错译、漏译等。错证往往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或行为人能力有限失误而致，行为人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因此不属伪证[2]。
疑证是真实性存有疑问，难以认定的证据。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疑证，有时经庭审质证及庭后调查，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疑点。疑证有可能是伪证，但不全是伪证，在未确认之前，不能按伪证对待。
伪证行为即制造伪证的行为，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在性质上是妨害司法秩序、危害国家司法权同时还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行为，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或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情节及后果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未造成后果、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行为，情节就轻，证人宣誓或具结后又作伪证、导致错案、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伪证行为，情节就重。
伪证行为在客观上是行为人实施了作伪证的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人（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提供伪证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使用暴力、胁迫、贿买、引诱、欺骗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等，作伪的具体手段则是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伪证行为一般是积极作为，也有应该作为而不作为的，如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应属特殊的伪证行为[3]。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伪证行为属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不应该作为的，哪里有应该作为的伪证行为？伪证之所以是伪证，就是因为其本来就是虚假而不存在的，“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它的产生，必需有人主动去制造，不作为怎能生产出伪证？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实质上是不履行作证义务和隐匿证据的行为，并不是故意作假证的行为，在性质上应是妨害诉讼和证据的行为。
伪证行为的主体是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既有自然人又有单位，主要是自然人，统称伪证行为人。对记录人能否成为伪证罪及伪证行为的主体一直有争议。否定说认为，记录人在诉讼中的记录活动实际上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不是形成证据的活动，不具有作证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伪证行为，其虚假记录不具有伪证的性质；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日本、瑞士、韩国、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均不包括记录人在内；因此记录人不能成为伪证主体，其虚假记录行为实质上是对证据进行篡改或隐匿的行为，应按“妨害证据”定性处理[4]。笔者认为，否定说对记录人的地位及笔录的归属理解有失狭隘，记录人的记录活动不仅是职务行为，同时也同翻译人的翻译行为一样，是以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翻译人是用语言方式）“再现”证据内容或“转换”证据形式的活动，具有“作证”的性质。审判笔录是一种综合性证据，它不仅记录案件证据的情况，而且记录整个审理过程。它反映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内容，记录了物证、书证的出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的宣读等情况及质证过程。它还反映了程序过程，如审判行为的展开、公诉人的公诉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审判的情况。审判笔录有重要的证明作用，它是本级法官判决的基本依据，也是上级法院审查的主要证据形式与内容，在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其它证据无法替代的证明作用。“对上诉来说，完整且易懂的审判记录至关重要。上诉法院既不能推测在审判中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盲目相信律师就下级法院审判中发生事件的没有证实的陈述。上级法院只能根据由原审法院的书记员正式传递的有关该审判的正式书面记录采取行动。”[5] 我国刑法第305条及民诉法、行诉法的有关规定自有其道理，不能用外国的法律来否定我国的法律，况且外国的法律也没有完全否定笔录作为证据，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修订)第74条规定“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记录人有义务作如实记录，故意作虚假记录就构成伪证行为。
还有人认为，刑法、行诉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只是自然人，因此单位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况且对单位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许多行为单位都能构成，伪证行为也无例外的理由。民诉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单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现实中许多单位出具假证明，甚至有组织地集体作伪证，如果不用“两罚制”来处理，是很难遏制的。
二、伪证的种类
对伪证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对伪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认识。
1.按伪证内容的载体可分为：（1）伪书证；（2）伪物证；（3）伪视听资料；（4）伪普通证人证言、伪专家证言；（5）伪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供述或辩解）；（6）伪鉴定结论、伪鉴定人陈述；（7）伪侦查、审判笔录。即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证据都有出现伪证的可能[6]。
2. 按伪证内容与案件实体处理的关系可以分为：必然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
3. 按伪证行为人的态度可分为：主动伪证、被动伪证。主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陷害他人而制造、提供的伪证。被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胁迫、利诱、欺骗之下出具的伪证。相比之下，主动伪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深，也比被动伪证更难识别。
4. 按伪证是否造成错案的结果可分为：造成错案的伪证、未造成错案的伪证。
5.按伪证产生的时间可分为：诉前伪证、诉中伪证、诉后伪证。诉前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诉讼开始前，故意制造并企图引起诉讼的虚假证据。诉中伪证是指在诉讼开始后，伪证行为人意图通过法院的审判，达到损害对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加重对方（或另一方）义务，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诉后伪证是指在诉讼结束后，伪证行为人为挽回不利的诉讼结局，向有关机关上访、申诉时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
6. 按伪证的取得来源可分为：当事人举证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是指司法机关在收集、调查证据过程中，有关人员受当事人指使、贿买、胁迫或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的影响，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与事实不符或相反的证据。
7. 按证据的新旧类型可分为：传统伪证、新型伪证。新型伪证是指在实践中新出现的不同于旧形式的伪证，如电子伪证、科技伪证。
8. 按制造和提供伪证的主体可分为：当事人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当事人伪证即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受害人制造、提供的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勘验人制造、提供的伪证。亦可分为自然人伪证和单位伪证。
此外还可以做如下划分：依伪证针对的司法机关可分为：对侦查机关所作的伪证、对检察机关所作的伪证、对审判机关所作的伪证；依伪证所处的审判阶段可分为：一审伪证、二审伪证、再审伪证；依伪证与开庭审理的关系可分为：庭审前的伪证、庭审中的伪证、庭审后的伪证；依伪证在同一份证据中所占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全部伪证和部分伪证；依诉讼的性质可分为：民事诉讼伪证、行政诉讼伪证和刑事诉讼伪证。
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伪证，对司法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因此，对各种伪证不能等量齐观，而应实事求是，根据伪证各自的社会危害性做出恰当处理。
三、伪证的产生根源
伪证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有诉讼时起，就产生伪证问题，只要有诉讼存在，伪证就有可能产生。据学者考证，古巴比伦就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 。“伪券之奸，世多有之，巧诈百端，不可胜察。”[7]早在我国宋代，不法之徒就采取种种手段，大肆仿造、变造地契等书证，“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异其土名，或漏落差舛步亩四至。”[8] 既是在当代，伪证也是屡禁不止。如果说刘少奇案件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炮制的长达74页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除去政治因素，便是共和国最大的伪证了。伪证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有着深刻的产生根源。
（一）利益根源：物质上和精神上有利可图，是当事人自己作伪和指使、贿卖、胁迫他人作伪以及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愿意作伪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利之所在，虽微必争。”[9]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达到胜诉得“利”（物质利益和名誉）的目的，就自然不择手段地要在证据上下手了。
（二）社会根源：说假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政治欺骗、经济诈骗、日常说谎等行为是一种不可避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造假在我国已成为一种邪恶的社会风气，见之于大街小巷的“办证”之类的“胡喷”小广告就是典型事例，更有甚者，社会上竟然有人伪造中央军委文件、冒充将军行骗[10]，连神圣的科学界也有人伪造科研成果。而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各种欺骗、说谎表现在诉讼中就是伪证，它是当前社会诚信缺失，制假售假泛滥等社会现象在诉讼中的反映。
（三）制度根源：现行制度中不完善的方面，也是伪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制度设计有漏洞：（1）刑法的局限性——对民事、行政案件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民、行案件中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11]。而民诉法第102条和行诉法第49条规定的“伪造证据”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为“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自然包括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但刑法没有为其设计相应的罪名，该规定就形同虚设。事实上民行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不将其定罪，实在是放纵犯罪。考察国外立法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法国、瑞士、韩国均未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俄罗斯刑法还将受害人规定为伪证罪的主体之一，把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在英美法系国家伪证罪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中，且普通法以外的制定法常规定在行政等非司法程序（如申报退税或申请退休金）中，行为人故意作伪誓的，也构成伪证罪。无论是从伪证罪的性质看，还是比较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疏漏，其实是传统“重刑轻民”观念的体现。从而使民、行诉讼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人基本无刑罚后顾之忧，敢做伪证。
（2）处罚力度小——刑期低、罚款少。我国刑法对伪证犯罪的处刑规定为三年以下或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民诉法和行诉法对个人伪证行为的处理规定为1000元以下罚款（有上限而无下限），十五日以下拘留；民诉法还规定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而国外因伪证妨碍司法被视为重罪，如《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2条“任何人犯伪证罪，构成可诉罪，处14年以下监禁；但是为使他人被处以死刑而作伪证者，最高可处终身监禁”。在法国，民事诉讼中作伪证处3年监禁，并可科以30万法郎的罚金，在刑事诉讼中作伪证要处7年监禁并科70万法郎的罚金。香港把有关伪证方面的犯罪规定为公诉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39条规定，已经宣誓的当事人进行虚伪陈述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台湾民诉法规定证人具结而故意为虚伪陈述，足以影响裁判结果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瑞士的规定更为严厉，其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307条规定“作为证人、鉴定人、文字翻译或者口头翻译，在法院程序中作错误陈述、错误鉴定或者错误翻译的，处5年重惩役或监禁刑。”即使是“错误的证词、鉴定或翻译所涉及的事实对法官的裁判无关紧要的，处6个月以下监禁刑。”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伪证的法律规定，值得我们借鉴。比较而言，我国对伪证罪的处刑较低，也不适用罚金，震慑力不大。如果伪证影响了法官公正裁判 ，造成了严重后果，则现有制裁措施就显得太轻。另一方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标的较大，动辄几十万、成百万，甚至上千万，冒1000元以下罚款的风险，而做大标的案件的伪证相当划算。从而使伪证行为人作伪证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愿作伪证。
（3）法律之间不协调甚至有矛盾，没有形成系统的伪证惩罚规则体系。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对伪证行为的处理由三大诉讼法及刑法各自规定，由于制定时间的先后及认识差异等原因，法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甚至有矛盾的地方，主要有：按刑法规定，民行诉讼中对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却对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行诉法对伪证行为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的制裁措施，而民诉法未规定；民诉法对伪造证据行为的处罚情节起点规定为“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而行诉法未限制，从而变相使轻微伪造证据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成为“合法行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可以对单位伪证处罚，而行诉法无对单位处罚的规定，自然也就对单位伪证不能处罚，如果一定要处罚，也只能参照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按处罚个人的标准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2]，明显太轻，而刑法也无单位伪证的规定；刑法都对帮助当事人、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有规定，而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制裁之外，以致形成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连民事制裁都够不上的法律矛盾；按民诉法、行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到法律制裁乃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刑诉法却对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没有规定，造成当事人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别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刑罚处罚，而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却不负刑事责任的不平衡状态；刑法都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指使他人作伪证和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从重处罚，但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三大类诉讼固然有区别，但伪证对国家司法秩序的危害却没有质的不同，在处理上应当统一协调，形成系统的惩罚规则体系。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时能充分考虑。
（4）伪证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程序及实体法规定的对伪证行为人的制裁措施，均属从妨害诉讼的角度，赋予司法机关对伪证者制裁的权力，而没有考虑到客观上伪证行为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未明确规定伪证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更是没有一件伪证行为人因作伪证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实际上，伪证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理论所确定的民事侵权行为的特征和构成要件。让伪证行为人逃脱民事责任，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伪证行为人，降低了其违法犯罪成本。
（5）制裁程序有欠缺。民诉法把对伪证行为处以罚款与拘留视为强制措施，理论上存在问题，实为制裁措施，在修改时应予更正。有些伪证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发现并认定，有些伪证可能通过上诉、再审之后才能最后得以认定。法律并没有对伪证制裁的机构、时机等相关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致造成伪证制裁可有可无的局面。
（6）证人制度有缺陷。证人证言在诉讼中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证据，但我国的证人制度在证人保护、补偿、出庭、宣誓等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与缺失，使得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甚至在受到威胁利诱时作伪证。司法实际中，民、行案件的证人普遍不出庭，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也成了老大难，落实不了，证人写个不痛不痒的证明或接受了司法机关的调查，在笔录上签个字或捺个指印便算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证人在受到威胁时怕安全得不到保障而违心地作伪证；没有足够的补偿，容易受利诱而作伪证；即使是作了伪证，也没有出庭时当面对质的难堪；没有宣誓，就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作了伪证也就没有多大的心理负担。
（7）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在有利诉讼的同时，也为伪证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践中当事人为了为追求利己的诉讼结果，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利证据，举来的证据鱼目混珠，难免有一部分是伪证。
2. 制度执行不力。对伪证行为怠于制裁，让现有的法律制裁措施闲置，是伪证现象难以遏制的又一原因。现实中的法官往往致力于如何对案件做出正确裁判，因对伪证的认定有困难、制裁存在风险、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等原因，大多数法官对诉讼中发现的伪证，仅仅是排除其证据效力，对伪证行为人常常只是批评教育一下了事，鲜少进行严厉制裁。这无疑是姑息放纵了伪证行为人，助长了其作伪证的气焰，以后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法律虽然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实际中还是屡禁不止，因此由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些伪证。这是伪证产生的另一个特殊原因，也是最不该产生的伪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佘祥林案就是最好的注脚。
（四）技术根源：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打击伪证提供有力帮助的同时，也为制造伪证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作伪的手段由传统发展到了现代化，使原来不可能有的伪证得以出现。如电子伪证就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而产生的，伪亲子鉴定也是因有亲子鉴定技术而出现的。
（五）文化根源：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淡漠而人情关系极重，生活圈里的讲情面、讲义气、爱面子、不爱得罪人等成了许多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因此而产生的伪证也不在少数。“进了庙门要跪哩，进了衙门要赖哩”，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法谚”。究竟如何“赖”，一方面是不承认，百般抵赖，另一方面就是提供伪证，混淆视听。这些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给伪证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使得人们对作伪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是“好人”和“聪明能干”的表现。而在伊斯兰文化中，说谎话和作伪证属于大罪，“严禁谎言和伪证”[13]。相形之下，结论凸现。
四、伪证的危害性
伪证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为害甚烈，主要表现在：
（一）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危害。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而一方当事人的伪证行为，更加激化了矛盾，使得一些本来可以调处的案件，调解不了，从而制造了新的不和谐，给社会风气也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影响了案件质量，甚至造成了错案，人为地浪费了诉讼资源、增大了司法成本，从而影响了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实现。
（三）侵害国家司法权，妨害了正常的诉讼秩序。亵渎了法律尊严，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造成损害。
（四）危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伪证行为人主观上的直接侵害对象就是其他（主要是对方）当事人，其直接后果就必然是损害其他当事人权利或加重其义务。
（五）危害法官自身。伪证的出现，使法官不得不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和质证，人为地增大了工作量。最为严重的是，将因此增大法官办错案而被追究的几率，使法官的从业风险大大增加。
五、当前诉讼中伪证现象的新特点
